过洋小姐清唱的苏三唱段。金发碧眼的女郎们启动的虽不是樱桃小口, 唱起来也不会字正腔圆, 对戴枷苏三的心境更不可能有真正的体味, 但通过她们那湿润丰腴的红唇, 却使“洪洞”这个县名, 在异邦传扬流播。 这是文化特有的魔力。华夏的禅山佛寺何其多, 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 竟使姑苏城外寒山寺的盛名历千载而不衰。九州的楼阁亭榭何其众, 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 却使一座平平凡凡的楼阁, 成了自北宋以降游人不绝于途的胜迹, 即使当今高楼广厦拔地而起, 岳阳楼也没有失重, 它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楼”。 我乃山东五莲人氏, 儿时, 却不知有五莲而先知洪洞。在村里, 李姓只有近支三家, 属外来户。在我呀呀学语时, 祖母就曾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哼唱这样一首歌谣: 问咱老家在何处 ★ 祖槐 李存葆 一 在中国两千多个县份中, 知名度最高的恐要数山西洪洞了。洪洞所以芳名远播, 首先是因了一位天姿掩蔼的青楼女子那段凄婉哀凉的吟唱: “苏三离了洪洞县……”京剧是国粹, 喜好者兴发时自会哼几句《玉堂春》, 不好者偶尔打开电视机、收音机, 眼睛或耳朵里说不定也会蹦进个苏三来, 于是“洪洞”便深嵌在国人记忆的屏幕上。改革开放后, 中外文化交流频繁, 好奇的洋人竟也学唱京剧, 《玉堂春》遂成了他们的首选剧目。前些年, 我飞越太平洋参加中美作家对话会时, 曾在几个大都市里聆听过洋小姐清唱的苏三唱段。金发碧眼的女郎们启动的虽不是樱桃小口, 唱起来也不会字正腔圆, 对戴枷苏三的心境更不可能有真正的体味, 但通过她们那湿润丰腴的红唇, 却使“洪洞”这个县名, 在异邦传扬流播。 这是文化特有的魔力。华夏的禅山佛寺何其多, 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 竟使姑苏城外寒山寺的盛名历千载而不衰。九州的楼阁亭榭何其众, 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 却使一座平平凡凡的楼阁, 成了自北宋以降游人不绝于途的胜迹, 即使当今高楼广厦拔地而起, 岳阳楼也没有失重, 它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楼”。 我乃山东五莲人氏, 儿时, 却不知有五莲而先知洪洞。在村里, 李姓只有近支三家, 属外来户。在我呀呀学语时, 祖母就曾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哼唱这样一首歌谣: 问咱老家在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 大槐树下老鸹窝。 黑黑的老鸹又名乌鸦, 在乡人眼中, 向为不祥之鸟。先祖怎会住在名叫老鸹窝的地方呢? 我幼小的心灵迷瞪不解。年长后, 我曾多次问父亲老家究竟在哪里, 父亲总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老家就在洪洞县的老槐树下, 是洪武年间迁来的。 投锄从军后, 烹文煮字的生涯使我有了遍游鲁豫燕赵的机会。不论是在宋江的家乡郓城、墨子的故里滕州, 还是在沂蒙大山皱褶里的小村落、中原腹地里的开封府, 谈及先祖何处, 不管耄耋老叟、垂髫少年, 还是田夫村姑、文人雅士, 大都说他们的先祖也在洪洞。前些年, 我浏览过不少鲁北豫东农村的族谱、牒文、墓铭, 大多记载其先祖是明初从洪洞老槐树下迁来的。后来我又发现, 那首“大槐树下老鸹窝”的歌谣, 竟流行于大半个中国。那么多的百姓, 以洪洞一县为发祥地, 以老槐一树为遗爱品, 实为千古之奇。这使我憬悟到: 洪洞名重神州, 苏三之唱仅有些许作用, 而主要是因了明初的农民大迁徙。 怀恋是人类通有的情愫。姓氏与故里, 对中国人来说, 永远是座斑驳陆离的大迷宫。对故里的沿波讨源, 对姓氏的探赜索隐, 是国人天性使然。1998 年暮秋, 友人邀我小住临汾, 观看壶口瀑布。知洪洞乃临汾所辖, 乘车只需半小时。对祖槐, 我心仪已久, 在洪洞县城新建的“大槐树公园”里, 方夙愿得偿。我托友人寻来洪洞县志和文史资料, 细读后惊异地发现, 不论是县志中, 还是明清文人咏述古槐的诗文里, “老鸹窝”统为“老鹳窝”。县志及明清墨客的咏述肯定无虞, 而那传流甚广的民谣, 怎都将“鹳”变异为“鸹”呢? 老鸹老鹳, 灿如黑白; 一字之易, 天差地远。一个难以拉直的、僵硬的问号, 在我脑中定格。因来去匆匆, 我为没能解开“是鸹是鹳”的疑团而大憾。1999 年3 月下旬, 我二进临汾, 再做历史与现实的探访。 二 临汾, 地处晋南, 古称平阳。在进入临汾市区东西南北的大道上, 各矗立着一座崇宏轩昂的牌坊。牌坊的门楣上, 皆嵌有赫然醒目的五个镏金大字: “天下第一都”。这绝非临汾人的自我夸示。究览那万签插架的史乘典籍, 人们会感到, 临汾冠以“天下第一都”名下无虚。 上苍造就了晋南这片风土吉壤, 这里曾是华夏先民的洞天福地。 1954 年, 考古学家在临汾地区的丁村, 发掘出“丁村人”遗址。这发现, 在古人类考古学上占有极重要位置。在此之前, 从50 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周口店猿人到1 万多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之间, 我国尚缺少一道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链环。于是有洋人便妄下雌黄: 中国人的祖先是由欧美迁徙而来的, 中国人是外域人的变种。丁村遗址里发掘的10 万年前的3 颗古人类牙齿化石, 齿为铲形, 而铲形门齿恰是黄种人的重要特征, 完全有别于门齿为勺形的白色人种。3 颗牙齿出土, 石破天惊, 丁村的文化分量仅此就显得有些超重。在遗址里, 人们还挖掘出旧石器时代之中、晚期的大批石器和上百件刮削器、琢背刀、雕刻器、锥钻等细石具。丁村文化遗存还告诉人们,2 万6 千多年前, 丁村人就已会驯养动物, 并学会了种植, 初步结束了长期的迁徙狩猎, 开始了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在丁村遗址陈列室里, 还摆放着披毛犀、大角鹿、转角羚羊等28 种哺乳动物、5 种鱼类及一批软体动物的化石。其中, 那2 6 米长的古象门牙, 使今人不难想象, 当时的大象躺下是一堵坝, 立起是一座峰; 那1 米长的青鱼、鲤鱼的脊骨, 如果将其还原, 简直像一艘艘耕涛犁浪的飞舟; 那脸盆般大的蚌壳, 也可让今人猜度出它的肉体是何其丰厚……近年来, 考古学者又在丁村附近的陶寺, 发掘出中国最古老的鼓, 鼓身乃树桩镂空, 鼓面为鳄鱼皮所制…… 是丁村人最早将文明的种子播入沃土, 让民族的智慧不断勃发; 是丁村人的后裔最早把喜怒哀乐糅进鼓点, 奏响了华夏民族的第一乐章! 尽管《史记》称“尧都平阳”, 尽管《山西通志》上说平阳乃“圣贤之渊薮, 帝王之旧都”, 尽管晋代临汾就有了规模壮观的尧庙, 尽管山一样的尧陵就矗立在临汾的浮山之旁, 但据我所知, 河北唐县、山东定陶、山西沁水和翼城也都炫示为尧都。人们在剖析、判断、推理、考究历史风物真伪时, 往往会忽略一些看来与事物缺少关联却具有特别意义的细节。“丁村人”的三颗牙齿、陶寺的鳄鱼皮鼓, 都在佐证着尧在临汾建都的可能性、可行性、可信性。 最能显证太史公“尧都平阳”断语的, 莫过于古称“神圣之邦”的洪洞了。在洪洞这片土地上, 每一条溪流, 每一块山岩, 每一座村落, 每一个姓氏, 都会向人们诉说历史的神秘和苍老。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纂的《中国历代名人词典》中, 远古人物列有26 位, 能在洪洞找到他们的活动传说及文化遗存的竟达半数以上。 量子论的创始人波尔, 对远古东方哲学纫佩叹服, 在他接受勋章时, 选择了伏羲的太极图为图案。《洪洞县志》记载, 伏羲演八卦就在该县的卦底村。卦底村现存伏羲庙, 庙后有伏羲冢, 村中设画卦台。卦底村周围有八村环绕, 且距卦底均为八里, 呈太极图状。八个以各自姓氏为名的村庄分别代表八卦中的乾坎震巽离坤兑艮, 依次标志着天水雷风火地泽山。卦底村旧时还有两座梳妆楼, 象征日月两仪。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生六十四卦。全国存有伏羲庙、墓的地方尚有数处, 但像洪洞这样配套成龙者, 仅此而已。 有伏羲必有女娲。正如“勺形齿”人的始祖双亲是亚当和夏娃, 我们“铲形齿”人的尊翁太君是伏羲与女娲。在洪洞侯村, 有中国最早的女娲庙、女娲陵。陵庙左近, 有一高大土堆, 土堆里埋有形态各异的彩石, 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的净虚界。女娲庙的旧址上, 曾有古柏一百零八株, 现有三株仍龙干虬枝, 相传是周柏。其一猴头柏, 树身达八围…… 国人向称炎黄子孙。炎黄之一的黄帝, 姓公孙, 名轩辕。《洪洞县志》载, 黄帝生于该县公孙堡村, 村名就是以黄帝姓氏命名的。继黄帝之位的是黄帝的孙子颛顼, 关于颛顼, 《洪洞县志》虽无记载, 但对颛顼的七子皋陶却多有胪列。皋陶生于洪洞皋陶村, 至今村中祭祀皋陶的香火仍缕缕袅袅。既然皋陶生于洪洞, 其父王焉能不留行迹。承颛顼帝业的为帝喾, 帝喾是黄帝的曾孙。继帝喾大位的是帝喾之子唐尧, 尧生于临汾伊土, 后迁居洪洞羊獬。唐尧禅位于虞舜, 虞舜生在洪洞诸冯……至此, “三皇”之首的伏羲, 以及史称的“五帝”, 全都在洪洞留下了各自的行踪刻痕。 至于故里为洪洞的两位古代大隐士巢父、许由的传说, 也在洪洞百姓中代代流播, 耳熟能详。 洪洞羊獬村是尧的小女儿女英的出生地。游览村旁那占地近百亩的姑姑庙, 人们会看到一副值得玩味的对联: “姐皇后妹皇后姐妹皇后, 父帝王夫帝王父夫帝王。”这对联平白如话, 却概括了亘古称誉的“尧天舜日”的史前清世。唐尧晚年, 急于禅让, 为考察他选定的继位人虞舜, 将大女娥皇、二女女英嫁给了舜。舜其时躬耕洪洞历山, 乃一介农人。舜继大位后, 娥皇、女英姐妹俩皆为皇后, 父亲丈夫皆当过帝王…… 在全国, 关于舜耕历山的传说地, 有21 处之多, 这与舜年轻时遭后母及名叫象的异母弟的虐待, 迫使舜四处漂泊有一定关系; 但更主要的是, 舜继位后, 德泽黎庶, 恩被百姓, 声誉日隆, 人们出于钦敬, 都希冀舜曾在自己居住的一方水土上劳作过……然而, 舜到底躬耕于哪座历山不牵强附会, 洪洞一桩赓续了四千多年的习俗, 会让人们觉得舜耕于洪洞历山, 更合乎情理。 自娥皇、女英嫁到70 里外的洪洞历山后, 羊獬人与历山人便结成了姻亲。羊獬人称娥皇、女英为姑姑, 历山人叫娥皇、女英是娘娘。每年三月三, 羊獬人要到历山接姑姑回娘家祭祖, 待到四月二十八尧的生日这天, 历山人便来羊獬把娘娘迎回。这接姑姑迎娘娘的活动, 历四千余年承传今日而不衰。 每年农历的三月三, 羊獬村的男女老少都彩服盛装, 以接皇后的礼仪, 组成千余人的銮驾去接姑姑。人们或擎执事, 或护凤辇, 或扬万民伞, 或秉金瓜、斧钺、朝天蹬, 或举金锤、银锤、方天戟, 或抬着猪羊, 或担着美酒, 浩浩荡荡, 迤逦向70 里外的历山走去…… 最令人荡魄摇魂的是那由数百人组成的威风锣鼓队伍了。这些陶寺鳄鱼皮鼓发明者的后裔们, 统着杏黄色的短服, 齐刷刷, 劲抖抖, 唐唐哉, 威威哉。但闻锣钹击节, 金鼓奏响, 起落有序。鼓手们时而跳打, 时而搓打, 时而举打, 时而骑打, 鼓声如惊雷滚地, 似银瓶乍裂, 若壶口瀑布泻来, 敲醉了山, 敲酥了水…… 相传, 鼓手们敲打的曲牌中, 有五种为尧舜亲作。 接姑姑的队伍到达历山下的七个自然村后, 七村父老倒屐相迎, 暖炕新被, 陈醪佳肴, 奉若贵宾…… 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八, 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的娥皇、女英就要回历山参加夏收了, 历山七村的乡亲又以同样的规模, 同样的礼仪, 来羊獬村迎娘娘。在接姑姑迎娘娘的活动中, 所经村落无不虚门掩户, 跪拜接驾, 街中村头, 水果食品满盘盈桌, 供迎送队伍吃得齿颊留香。这种接送活动, 在“文革”中也未中断。百姓不能大张旗鼓地搞, 便自发地组织起来, 三五成群, 怀揣馍馍, 掬一把艾茎为香, 汲几瓶泉水当酒, 去虔诚地完成心的祭奠。 一种习俗, 在两个相距70 多里的村落里, 竟延续了四千多年, 这在我国历史上恐是绝无仅有。它说明尧舜的盛德, 在洪洞民间的刻痕是何等沦肌浃髓! …… 在尧都临汾, 在“神圣之邦”洪洞, 华夏民族的始祖、先祖们, 曾展示过壮士的抱负, 曾尝试过英雄的果敢, 曾进行过文明的征服。虽然传说的氤氲为始祖先祖们披上了层层神秘的袈裟, 虽然后人想象中的宫阙殿宇早已坍塌, 但他们神圣的灵光不会消散, 因为一切曾憧憬过、寻找过的灵魂, 总会涌动在后来人的血脉中…… 洪洞, 华夏的大半部古文明史在你这里浓缩; 临汾, 你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液汁的地方。 三 我并没有忘记二进临汾和洪洞的主要目的: 摭拾老槐树下所发生的故事, 解开那“是老鹳还是老鸹”的谜团。 行前, 我查阅了《辞海》, 关于鹳的条目是这样写的: 鹳, 鸟纲, 鹳科各种类的通称。大型涉禽。形似鹤亦似鹭; 嘴长而直。翼长大而尾圆短, 飞翔轻快。常活动于水边, 夜宿高树。主食鱼、虾、蛙和甲壳类。羽毛灰色、白色或黑色。黑鹳体长约一米, 白鹳较黑鹳为大。我国北方常见白鹳…… 邀我来的友人年过半百, 是药品管理界的全国劳模。谈及药事, 他如数家珍。我问临汾、洪洞一带是否曾有鹳鸟, 他诧为异事, 摇头说没有, 并一再安排我参观名胜古迹, 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迎合所谓文化人的雅趣。每到一地, 陪同我的大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人, 问及鹳事, 他们纳罕惊怪, 对我这京都来客, 以《辞海》中定义按图索“鹳”, 大惑不解。仿佛那白色的大鸟, 与他们历来无缘。 数日访寻, 难觅鹳踪, 我不禁怅怅悻悻, 忧忧悒悒, 煎煎急急。友人终于窥晓我的心思, 速为我搬来两位“文化书记”。一是年过古稀的王德贵, 二为岁过花甲的刘郁瑞。80 年代初, 王、刘分任洪洞县委正、副书记。“大槐树公园”就是靠他俩运筹兴建的。王、刘曾在临汾多地为官, 所到之处, 大法小廉, 不饮盗泉, 且忙里偷闲, 不废咏吟, 忧世感时, 偶得清词丽句。赋闲后, 两人皆情系大槐树, 醉心尧文化。堪可一提的是, 刘郁瑞是纪实文学《天网》的主人公。《天网》搬上影屏后, 主人公仍是真名真姓, 国人曾争相一睹, 刘氏遂作为清官形象兀立民间。 临汾、洪洞的古迹名胜大都备有宣传册页, 一经文字蒸馏, 挥发了岁月蕴含的原汁, 消褪了历史的底色, 读来乏味。王、刘都是啜饮汾河水长大的, 讲起洪洞旧事情夺神飞, 勾沉稽往, 尘影梦痕历历如绘…… 先民辄是逐水草而居, 文明常常与大河联姻。三晋文明来自汾河。纵贯三晋长达七百余公里的汾河, 无疑是山西的命脉和象征。汾水从宁武县管涔山雷鸣寺流出, 披珠戴玉, 逶迤南下, 经古交山峡, 出兰村峡口, 斜贯太原盆地, 再穿灵霍山峡, 且歌且舞, 直奔临汾……汾河两岸, 名泉层见迭出, 既像一枚枚偌大的玉装饰着汾水, 也以汩汩不息的洁流为汾河增添着豪迈。洪洞县最北端有个村子名叫石止, 意为汾水湍行到此已步入没有坡度的平川, 水中再没有石子滚动。汾河在洪洞顿显其壮阔汗漫, 它像一匹铺地蓝缎, 温柔多情。山有水而媚, 土得水而沃, 汾河使洪洞民阜财丰。明《洪洞县志》称: “洪洞背霍山面涧水, 箕山东峙, 汾水西绕, 山川形胜, 草木夭乔, 甲诸三晋, 固一方之雄也。”《平阳府志》艺文卷中, 载有元人郭嗣兴的一首五言百韵诗, 把时处元朝的晋南描绘为安常处顺的乐境: “……形胜开千载, 舆图壮一方。城池殊屏蔽, 廨宇式轩昂。制锦掀高榭, 鸣琴敞后堂……贩蔬盈市井, 樗槐荫路旁……苜蓿青供茹, 葡萄紫厌浆。鼠肥偏喜食, 鱼美鲜求尝。罗雁来秋渚, 呼鹩向晓冈……”元朝上演过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 而郭氏笔下的晋南竟连肥鼠都挑拣食物吃。但通观全诗, 郭氏意在状摹故土风情, 未见一句向蒙元统治者谄媚之词。 倘若说斗方名士郭氏在咏吟故土时难免有夸耀成分, 且元朝距我们毕竟悠远, 今人很难走进郭氏用音韵营造的风俗画中。而王、刘两位“文化书记”, 则用他们的亲览亲睇、亲聆亲闻、亲历亲察, 为我们写真出一幅50 年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图。 洪洞, 人称“水包座子莲花城”。汾河两岸, 曾是花的原野。当剪剪春风吹皱了汾水, 沥沥春雨洗涤了冬的岑寂, 柳枝儿便谢黄抽绿。蒲公英、车前子、苜蓿、牵牛次第绽蕾, 杏、桃、梨、榴树、海棠、秋菊应时开放, 从桃花红到芦花白, 从孟春到暮秋, 五彩纷呈, 花事不败。洪洞人尤爱荷。洪洞大地上的塘堰水湾、沟洫毛渠里, 遍植莲花。最能迷乱人们双瞳的要数洪洞护城河中的芙蕖了。宽漫的护城河曾绕古城一周, “水包城座”组成了莲花的长廊。盛夏时节, 芙蓉出水, 肥叶硕花, 攒攒挤挤, 比肩争头。白荷如雪如玉, 纤尘不染, 红莲似火似焰, 舞姿蹁跹, 鸭戏清波, 鹅鸣花丛, 人至河畔, 衣薄风香, 新凉涤暑…… 在洪洞, 汤汤汾河及由其派生出的溪湾沟汊, 曾是鱼虾贝藻自在蕃孳的领水属地。昔日汾河中的鱼虾密度之大, 会令当今端坐鱼塘的钓者舌挢不下。由于鱼多虾丰, 长于洪洞, 齿为铲形的“丁村人”的后裔们, 在食鱼方面显得特别挑剔。汾河曾盛产鲶鱼, 大者十余斤, 小者三五两。当今鲶鱼烩豆腐已成为星级宾馆的一道腾贵佳肴, 但昔日洪洞人不管鲶鱼大小, 都不屑一食。原因是鲶鱼喜啖腐烂之物, 洪洞人嫌其不洁。汾水多甲鱼, 夏日里小伙们嬉水河中, 只要用脚踩踩, 即可从泥沙里抠出几只老鳖来。当今甲鱼已成为养生者的大补上品, 而昔年的洪洞人竟拒不铺啜。理由是甲鱼长于紫泥而不净, 且眼小如秤星, 五官局促, 其丑陋之状令洪洞人厌恶。直到80 年代初, 肥肥的甲鱼五角钱一斤也无人问津。《天网》的主人公刘郁瑞,50 年代中期曾执教于汾河岸边一中学。这天是星期日, 他因备课未归家, 时及中午, 正愁无菜佐饭, 有学生自告奋勇去汾河捉鱼, 说罢拎起抄网撒腿河边, 半小时许, 便携六尾金鲤而归。又半小时, 半锅红烧鲤鱼端上书桌, 师生两人遂尽兴饕餮。从刘郁瑞温馨而甜蜜的回忆中, 我似乎悟到一种传递信号: 昔年人们去汾河捉鱼, 如同农人至菜畦割韭, 村妇到瓜棚摘豆, 可俯拾仰取, 任割任摘。年近七旬的“文化书记”王德贵, 孩提时曾是捕鱼捞虾高手, 其子亦不乏猎鱼基因。1970 年盛夏, 一场豪雨过后, 汾河陡涨, 水中氧稀, 金鲤、白鲢、青鱼, 纷纷探出水面, 密密匝匝, 脊脊济济。德贵之子, 荡一小舟, 轻驶河汊, 手举10 万年前“丁村人”就会使用的木棒, 照鱼群劈头盖脸击去, 仅一小时, 便猎鱼百余斤……看来, 元人郭氏“鱼美鲜求尝”句绝非夸大其词。 远在秦汉隋唐, 晋南就是皇家的布帛库米粮仓。建国后, 晋南一带种起水稻, 水如碧罗带, 稻若绿绒毯, 使晋南一度成为真正的北国江南。我问及解放前此地农家的生活境况, 曾主编过《临汾农村合作化史》的王德贵告知我, 解放前晋南一带农民若不遇上灾荒战乱, 从不吃粗粮。王德贵系一介寒子,1946 年他读高小时, 按校方规定, 月供白面45 斤, 豆油1 斤半, 菜金2 5 元, 他的下中农成分的家庭竟能应付裕如。斯时农家学子的生活标准, 即使在当今的希望小学里, 也显得有些奢侈。王德贵最依恋合作化初期, 那时节, 晋南百姓穰穰满家, 笑鼓柴扉。王德贵最难忘1956, 那年大有, 年谷顺成。夏麦登场, 千村百屯, 麦垛连云, 农家囤溢缸满, 金黄色的尤物堆积场边, 竟分不下去; 秋棉绽桃, 金铃吊挂, 白絮如雪, 收购站里, 棉满为患。有个叫甘亭的高级社, 动用三台拖拉机往收购站运棉, 车轮飞转, 不舍昼夜, 运了整整一个冬天…… “汾河流水哗啦啦, 阳春三月开杏花, 待到五月杏儿熟, 大麦小麦又扬花……”50 年代, 生于汾河岸边的郭兰英, 曾以一曲《汾水长流》, 唱沸了神州。此刻, 我才真正体味到歌唱家那黄莺出谷、声动梁尘的神韵。 大河与沃野是一对情深意笃的情侣, 花香鸟语是水土交媾的结晶。没有花香的土地是无望的土地, 没有鸟鸣的世界是死寂的世界。汾河两岸也曾是百鸟来仪的乐园。柳枝上曾有黄鹂啼啭, 莲池里曾有鸳鸯交颈, 新梁上曾有春燕垒窝, 树桠上曾有喜鹊筑巢, 稼穑里曾有群鸟呷呷, 屋脊上曾有信鸽勾勾, 苇丛里曾有翠鸟翻飞, 长空中曾有苍鹰行进, 秋渚上曾见群雁栖息, 冬堤上也曾留雪泥鸿爪……吉鸟亲吻过汾河两岸花的芳唇, 良禽拥抱过洪洞的青枝绿叶, 使得曩时洪洞的山水草木, 分外清润迷人。 我终于从王、刘那醉人的回忆里, 觅到了鹳的踪迹。 两位“文化书记”都是鹳的目击者。50 年代初, 洪洞县境内的汾河滩头, 水草丛中, 举目可见成群的白鹳。至60 年代末, 还偶有三三两两的鹳鸟沿河鼓翼而飞…… 现为山西省作协会员的刘郁瑞, 儿时为写一篇“观鹳”的作文, 在盛夏曾数度匿身芦苇荡中, 细观过鹳的形貌举止。鹳是百鸟中的荦荦大者, 更是娇娇美者。鹳颈纤而修, 身高而挺, 足癯而节高, 那洁白的翎毛, 素之一丝则嫌白, 黛之一忽则嫌黑, 那流线型的身体结构, 增之一分则嫌长, 减之一厘则嫌短; 鹳擎头举喙漫步浅滩时, 更显风姿绰约, 仙韵飘逸。郁瑞观鹳如瞧美姝丽媛, 那白色的精灵美得令人心颤。一次, 郁瑞见一老鹳携两只幼鹳在浅滩戏耍, 老鹳一改平时那高亢悠长的鸣叫, 喁喁同幼鹳低语。幼鹳振翮扑水, 老鹳用喙尖为幼鹳轻轻梳理羽毛。时见老鹳的长喙在水中捣动, 不时有青蛙、小鱼跃出水草, 老鹳迅捷用喙接住后, 再送进幼鹳口中。鹳鸟这般母子之爱, 宛如人间舐犊之情…… 黑老鸹以啄谷吞虫维系生存, 这与端庄高雅的鹳的生活习性大相径庭。我蓦地想起唐人王之涣那二十字的千古绝唱——《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鹳雀楼”就在运城的汾河旁, 那里是汾河汇入黄河的交界处。运城曾为临汾所辖。倘若无鹳可观, 那就大大有悖于古人建楼的初衷。假若是座“老鸹楼”, “乌鸦楼”, 王之涣定会兴味索然, 失却了吟咏的雅兴。 谜团终于解开, 祖槐上的鸟巢, 定是鹳窝无疑。 四 我又来到位于洪洞县城北端的大槐树公园。这里距汾河仅百米之遥, 汾河大堤就在眼前。 据文献记载, 明代这里有座广济寺, 系唐贞观二年所建; 寺旁有株汉朝古槐, “树身数围, 荫蔽数亩”。汉槐唐寺, 于明初农民大迁徙后, 皆毁于汾河大水。从完好仅存的霞石砌筑的经塔上, 人们不难想象出昔年广济寺的形貌: 院落轩敞宽展, 殿宇魁岸崔嵬, 亭阁纷华丽靡, 寺内僧众举袂成幕, 香客摩肩川流不息。唐宋时, 汉槐旁就建有驿站, 我也不难猜度当时的那种炽盛和喧阗: 古槐下的阳关驿道上, 必是官差心急, 马蹄声碎; 汾水的河槽里, 定是舟楫穿梭, 桨声乃。 走进十几年前建成的大槐树公园, 我直奔古槐遗址, 呈示在我眼前的是一座清末民初建立的碑亭, 碑亭飞檐斗拱。碑上镌有的“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 将多少代人的辛酸、委屈、悱恻、凄切与思念都凝固在这里。距古槐遗址几米远的石砌的高崖上, 是汉槐之根蘖生的“二代古槐”, 她于1974 年被飓风击倒, 人们将她扶直后, 那钢铁一样的躯体仍挺立着不朽的灵魂。这失去母体的生命, 早已执著地将基因传递给“三代槐树”, 复苏着她逝去的绿色。傍母而立, “三代槐树”已粗壮过围, 蓊蓊郁郁。她继续弹拨着生命的琴弦, 又根生出一片大大小小的新槐, 老槐新槐在大槐树公园里, 同吟着一曲倔强的生命进行曲。 跨越时间的长河与空间大海, 我心中的那点灵犀早已与祖槐相通。承蒙历史之神的诏谕, 驱将我探求寻觅先祖们大迁徙的确证, 爬罗剔抉先祖们求生存的真实。 关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 在豫鲁民间, 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的复仇。元末, 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 其人五大三粗, 相貌丑陋, 带片披襟, 蓬头垢面, 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 为乡亲们所不齿, 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 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 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 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 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 老妪为羞辱他, 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 扔狗吞食, 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深感中原人心太坏, 遂暗暗立誓, 有朝一日发迹后, 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 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 嗜杀成性。疆场上, 呵佛骂祖, 虎口拔牙, 因战功卓著, 一介乞丐白日升天, 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 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 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 踌躇再三, 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 恰有一雁当空飞来, 胡心中暗喜, 弯弓发箭, 箭着雁尾, 雁带箭南飞, 飞过河南, 又掉头飞向山东, 胡统兵随雁杀去, 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 关于胡大海的传说, 版本多种。“雁带箭而飞”, 一听便知是天方夜谭。胡大海确有其人。《明史·胡大海传》中载, 胡勇武过人, 是一耿介仁德之士。其虽为赳赳武夫, 却以“不乱杀人, 不抢掠妇女, 不烧房屋”当作框范行为的准则。 在旧中国, 每当巨祸大难普降善良的茅屋无辜的村落时, 听天由命囿于一隅的平民, 不晓事物的来因去迹, 处于一种脆弱的文化心理, 便你加一枝我添一叶地演绎出一些传说, 来慰藉呻吟的灵魂。 这些民间传说, 虽诡谲乖张, 却往往蕴含着历史本质的真实。 战乱频仍, 水旱蝗疫是明初大移民的真正原因。 元朝末年, 黄河两岸流传着一首歌谣: “石头人, 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反。”历史告诉我们, 类似这种带有策反性的民谣, 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的前夜, 它既凝聚着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切齿仇恨, 又往往是农民起义军揭竿前预谋并借重的谶语。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 对汉人进行野蛮的征服, 凶残的践踏, 加上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泛滥, 中原大地的百姓, 流离失所, 啼饥号寒。至正十一年(1351 年), 黄河溃堤冲垮了山东的盐场, 使国库收入锐减, 对黄泛从不过问的元统治者, 不得不强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黄河。四月的一天, 民夫们在兰考县的河道里, 挖出一个独眼石人, 石人背后刻字两行: “莫道石人一只眼, 此物一出天下反。”当石刻的谶语与民谣相吻合之时, 正是农民起义军兴兵之日。在这之前, 方国珍在浙江台州首义, 篝火狐鸣; 石人挖出后, 红巾包头的白莲教传人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举事, 鼓角连营; 徐寿辉在蕲州揭竿, 济河焚舟; 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举义, 矢石如雨; 接着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造反, 攻城掠地……元政府调其精锐官军与各路义军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 杀人如麻。至正十二年九月, 元丞相脱脱, “破徐州, 遂屠其城”。至正十八年十一月, 元军刘起租部死守顺德, “粮绝, 劫民财, 掠牛马, 民强者令充军, 弱者杀而食之”。当时, 一些地主武装为维护本阶级利益, 也同元军沆瀣一气, 山西的王保保( 扩廓帖木儿) 父子, 陕西的李思齐, 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元军及地主武装, 对农民军所据之地, 多是“拔其地, 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实录》中记载, 名城扬州被元军攻克后, 杀得仅存十八户, 《开州志》中记录元军席卷濮阳县后, “居民仅存七姓, 丁不满千”。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中也载, 元军“兵戮河南, 赤地千里……” 在冷兵器时代, 战乱往往像一个偌大的绞肉机, 它将千百万黎庶和士兵的躯体绞成齑粉, 榨出的成百吨的浆血, 才能染红一个新王朝的皇冠。刘福通的红巾军被元统治者镇压后, 朱元璋出兵江淮, 进取山东, 收复河南, 北定京都, 追逼元帝出亡漠北, 长达十六年的战乱方才告终。 战乱与灾荒, 往往是历史之树上同时并生的两只恶瘤。元末战乱时, 水旱蝗疫也顷时而注。从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 黄、淮河频频溃堤, 几乎岁岁都有洪水泛滥, 中原大地“漂没田庐无算, 死亡百姓无数, 村庄城邑多为荒墟”, “禾不入土, 人相食”…… 朱洪武于石头城易地更天, 饱经兵燹、灾荒巨创的百姓喘息甫定, 又发生了令读史人心折骨惊的“靖难之役”。朱洪武宾天后, 其孙朱允继位。这建文帝生性软弱, 致使王室蠢蠢, 天下汹汹。朱允为巩固权力, 采取“削藩”措施, 一下惹恼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诛奸为由, 从北京直逼南京, 在冀鲁豫皖同政府军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拉锯战。朱棣后来虽是位有为之君, 但在与侄儿争夺九五之尊的皇位时, 却凶狠残暴。《明史·成祖本纪》载: “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 在真定, “斩首三万级”, 白沟河一役, 燕王“乘风纵火奋击, 斩首数万, 溺死者十余万人”。企盼安居乐业的中原百姓, 愚忠思想根深蒂固, 自发帮助政府军抵御燕军。朱棣气急败坏, 对政府军和百姓一例诛戮。燕军打到冀豫交界处时, 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拼死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 立即派兵把这一带百姓杀得仅存两户。山东临清县肖寒村《李氏族谱》记载: “盖燕王靖难兵起, 在建文时南北构兵……或杀、或剐、或逃, 东西六七百里, 南北近千里, 几为丘墟焉。”…… 当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 东有太行为屏藩, 西有吕梁做遮挡的三晋大地, 却是另番景象。这里日升月恒, 风调雨顺, 稼穑葳蕤, 万姓胪欢。元人钟迪在《河中府( 蒲州) 修城记》中写道: “当今天下劫火燎空, 洪河( 黄河) 南北噍类无遗( 指吃东西的生灵荡然无存), 而河东( 晋南) 一方居民丛杂, 仰有所事, 俯有所育。”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口数量, 洪武十四年(1381 年), 河南人口为189 1 万, 河北人口为189 3 万, 而山西却达403 4 万人, 比冀豫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 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 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 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 投向晋南, 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 于是, 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 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 走进了历史的风雨, 走进了岁月的沧桑, 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五 我们这个民族前行的路, 总是泥泞而沉重, 每行进一步, 总要伴随着苦涩的泪、惨重的血。 洪武元年, 朱元璋面对破碎的山河, 发出这样的感慨: “今丧乱之后, 中原草莽, 人民稀少”, “中原诸州, 元季战争, 受祸最惨, 积骸成丘, 居民鲜少, 所谓田野辟, 户口增, 此正中原之急务”。大臣们也纷纷上疏, 奏说迁民事。督府左断事高巍奏称: “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上, 自兵燹以来, 尽化为蓁莽之墟, 土著之民, 流离军伍, 不存十一, 地广民稀, 开辟无方。”实际上, 励精图治的朱元璋此时心中很明白, 就连他的故里安徽凤阳, 虽已置县, 但却是“地瘠民稀, 萧萧数楹, 仅同村落”。置县不过是大臣们为阿附他而已。户部郎中刘九皋献策: “……山西之民, 自入国朝, 生齿日繁, 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 开种田亩。”从放牛娃、贫僧到南面百城称孤道寡的朱元璋, 雄心随岁月而膨胀, 抱负伴龙墩而扩张, 为圆龙腾云涌万世一系的美梦, 也必然会做出顺乎历史潮流的抉择。在移民的举措中, 除遣返、军屯、商屯之外, 最难实施最牵动人心的, 则是平民百姓的大迁徙。 《明实录》记载, 明初山西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 共七十九县。移民主要来自辽州、沁州、泽州、潞安州、汾州府和平阳府, 这些地区共有五十一县, 而平阳府就辖二十八县。可见迁民最多的是当今临汾, 而洪洞当时人口最稠, 作为一个县份来说, 移民最多自在情理之中。但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晋民后代修葺的谱牒里, 几乎都记载先祖来自洪洞, 这颇令人费解。但稍一留意有关史乘方志, 便疑团顿释。因当时之洪洞, 凭借古驿道, 北通幽燕, 东连齐鲁, 南达秦蜀, 西抵河陇, 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 易于政府设局驻员, 集结移民, 发放川资凭照。于是, 汉槐旁的驿站, 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 长期浸泡于农业文明中的“丁村人”的后裔, 虽有劳作之苦, 但不乏桑麻之乐。此时的流动与迁移, 早就不是逐水曲, 狩猎歌, 游牧吟, 而成了农民悲剧的代名词。 鸟恋旧林, 鱼思故渊, 狗记八百里, 猫认三千途, 老马识归道, 狐死必首丘……中国古老文化以动物习性创造的这些依恋故园的词汇, 实际上是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心理的折光。围绕这次迁徙, 迁徙者及其后人编纂出了种种听来令人百脉沸涌, 低徊唏嘘的故事。 最为普遍的传说是, 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 是因了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迁徙伊始, 明政府颁告示于三晋: “不愿迁徙者, 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 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 不翼而飞, 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 携儿将女簇拥而来, 三日之内, 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 大队官兵, 蜂拥而至, 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 一官员高声宣布: “大明皇帝敕命, 凡来大槐树下者, 一律迁走! ”说罢, 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 遂强行登记, 强发凭照, 一家一户, 根绳相拴, 如串蚂蚱, 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 吞声饮恨, 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围绕这次大迁徙, 关于“解手”一词的来历及“小脚趾复形”的原因, 也曾在冀鲁豫一带门道户说, 妇孺皆知。 大迁徙中, 移民双手被绑, 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 凡大小便, 均要向解差报告: “老爷, 请解开手, 我要小便。”长途跋涉, 大、小便次数多了, 口干舌燥的移民, 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 解手”, 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 “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义语。 山东有民谣云: “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 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我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 看到两副楹联, 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 坐叙桑梓骈甲情”, 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 双足小趾验甲形”, 楹联与民谣, 一雅一俗, 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 怕人逃跑, 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 以做识记。后来, 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 关于大移民中明王朝设圈套诱骗百姓的传说, 有一定的史实依据, 蒙骗群众向为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解手”一词的来历, 听来也能自圆其说。至于“脚小趾甲复形”一说, 则于情于理于科学都解释不通。明王朝移民旨在扩大农耕, 移民长途跋涉全靠双脚, 为防逃跑可在人体其他的部位黥记, 大可不必在脚上动刀。国内我天南海北的朋友, 凡问及者, 脚小趾甲都是复形, 而友人们的先祖不可能全部出自三晋。后天绝不可能改变遗传。…… 历史的经经纬纬里, 通常交织着神秘的丝线。然而, 拂去这些民间传说扑朔迷离的浓雾, 我们还是能筛簸出明初农民大迁徙那惨烈的真实。 有人从《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 从散乱的明代档案里, 索章摘句, 缀辑编录, 笺注出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 年里, 在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18 次( 洪武年间10 次, 永乐年间8 次) 。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 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 按“四口之家留一, 六口之家留二, 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 “迁令初颁, 民怨即沸, 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 胁之以劓刑。”这说明, 当时的移民, 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 大迁徙无疑是朱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得意之作, 但对一家一户却是莫大的悲哀, 大迁徙无情摧残着放逐者的心灵, 所造成的精神创伤, 甚至几代人都难以平复。 我们不难想象晋南迁徙者背井离乡时的情景。 就要告别“尧天舜日”时即耕耘过的丰腴土地了, 就要告别先人们“接姑姑迎娘娘”时即敲打过的那令人心醉的威风锣鼓了, 就要告别那碧波盈盈灿若锦缎般的汾水了, 就要告别唐代诗翁王之涣即观赏过的令人神迷的鹳鸟了, 大批扶老携幼的迁徙者怎能不五内俱焚、寸心如割! 乡土的一涧一溪, 一寺一庙, 一坟一松, 一谷一黍, 一房一槐, 一莲一蓬, 一鲫一鲤, 一草一卉, 一鸟一虫, 早已化为迁徙者生命的血肉, 像文身的花纹附着在躯体之上。迁徙者们怎能不恋恋依依, 声泪俱下! 当他们一步一回首, 三步一徘徊, 一寸寸、一尺尺、一丈丈, 挪挪蹭蹭, 渐远乡井的时候, 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树, 是那老槐枝桠间的一簇簇鹳窝……于是, 老槐树和鹳窝便成了迁徙者们诀离故土时的最后的标识…… 迁徙者们的新辟之地, 抑或难觅鹳鸟, 抑或乌鸦常见, 抑或“鹳”、“鸹”两字声母相同, 韵母也相近, 经几代人的舌传口播, 老鹳窝便成了老鸹窝了。 风尘逆旅, 给迁徙者心中留下许多刀刻般的伤痕。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 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 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 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移民条律中还规定, 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改名, 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 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 不得不更姓易名。如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 陈姓与邵姓, 周姓与单姓, 都是异姓同宗。类似这种情况, 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在豫东和鲁北, 关于“打锅牛”的传说, 也广为流散。相传, 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 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 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 天各一方, 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 各执一片, 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 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 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 ”如双方都说“打锅”, 便认做同宗一家…… 如无根的浮萍, 像风吹四散的蒲公英, 迁徙者一下被抛进大劫后的荒凉。然而, 为了生存, 他们没有资格在噩梦里彷徨, 他们很快摈弃了人类常有的空虚和绝望, 在迁徙炼狱中煎熬过的人, 更能踏平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移民以老槐腾游时空的气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韧性, 在他乡异地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 不辞劳瘁的耕耘。明政府采用“计民授田”的方法, 给移民人均荒田17 亩, 免租三年, 并诏令山东、北平等地的布政使司: “民间田地, 许尽力开垦, 有司毋得起科。”……迁移者们将凝重的汗珠, 结实地撒落在陌生的原野, 以强韧的筋骨撑起了另一方蓝天, 很快便拓展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生命空间。至洪武二十六年, 全国土地总数由洪武十四年的366 万顷骤增至850 万顷, 全国岁入税粮也比元代增加了两倍。《明史》曾这样描绘过大移民后的生产发展的状况: “是时宇内富庶, 赋入盈羡, 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 府仓库蓄积甚丰, 至红腐不可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 户部尚书郁新奏称: “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仓粮七十五万七千石有奇……二仓积蓄既多, 岁岁红腐……其今年秋宜折棉布, 以备给赐。”…… 大迁徙给明初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 但比这一时的经济繁荣更为珍贵的是, 它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 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掺和、交糅、渗透, 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关照, 培育着新的文明的种子。 统治者为国家大局而实施的强权措施, 往往能推动历史大步前进。文明要付出代价, 文明有时会来自野蛮。文明的分娩, 常常要挣脱粗暴的捆绑, 残忍的枷锁, 要洒很多很多的泪, 流很多很多的血…… 六 1987 年夏, 我到山东广饶县大王镇采访时, 曾听到一个令人思绪绵长的故事。 大王镇一带的百姓, 大都是明初从洪洞迁来的。大王镇有村曰刘集。刘集名噪山东乃至引起全国研究中共党史专家的极大关注, 是因为刘集不仅珍存着全国惟一的一本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 而且还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村中有个因与毛泽东同年同月生而引为自豪的老党员, 名叫刘世厚。世厚老人为保存那稀世孤本《共产党宣言》, 曾倾注了一生的全部挚爱。战争年代, 为躲避敌人那鹰隼般的搜寻, 老人时而将孤本装入漆匣, 藏于地窖; 时而又盛入竹筒, 匿于屋山墙的雀洞……在刘集村, 同时还藏着带有家族牒谱意义的一帧《百岁图》, 此图乃乾隆年间所绘, 图高二点三米, 宽五点四米, 上面画有百穗葡萄。因刘集刘姓祖宗是从洪洞大槐树迁来, 故画面上的葡萄须儿皆朝西方。“百穗”是“百岁”的谐音。此图象征刘氏家族本固枝荣, 绵绵瓜瓞。村中族人珍藏《百岁图》, 像世厚老人保存《共产党宣言》孤本一样虔诚。《百岁图》请进后, 代代传人都将斯图安放于一特制的红漆樟木箱内, 上系铜锁三把, 由几位族长分掌, 不容任何人亵渎。每逢大年三十, 三把钥匙同开, 取出斯图与族谱同悬高堂, 大年初一凌晨, 刘氏家族大小人等, 一齐心香祈祝, 三拜九叩……我在此采访时, 正值商品大潮初涌大王镇, 从广东来了几个文物贩子, 出高价欲购刘集《百岁图》, 村中年轻人因办企业短资, 心有所动, 村中老人们闻讯手执菜刀护卫红漆箱, 怒斥小辈: “刘集就是穷死, 也不能卖了祖宗! ”一桩交易告吹…… 《共产党宣言》与《百岁图》同存共珍偕行旅进的现象, 诠释着中国特色。莱茵河畔一代伟人试图用先进思想武装人类, 而我们祖槐的枝叶在承接外来文化雨露的同时, 却仍固执地将自己绵连的根须牢牢地深植于华夏的土壤。 血缘关系是宗族的天然纽带, 但要维系一个姓氏宗族不至侈离, 仅靠血缘关系还远远不够。于是, 聪明的祖先创造了族谱和祠堂。在旧中国什么都难以统一, 但却真正做到了“家必有谱, 族必有祠”。如孔孟颜曾四姓, 族谱九州一统, 辈分用字全国相同。开国后, 祠堂虽渐次消失, 但宗族与乡土观念, 仍是人们难以释稀掉的情结。明初古槐下的移民, 曾分布全国十几个省市, 冀鲁豫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初移民建立的, 这些移民的后代不少又随着岁月而萍飘蓬转。明末吴三桂降清后, 封为平西王, 他率军转战陕川云贵, 部下士卒多为冀鲁豫槐裔, 他们不愿附依叛臣逆贼吴三桂, 散佚云贵川落地生根者甚众。清建元后, 旗民多编入军籍, 关外空虚, 土地荒芜, 清政府鼓励由关内向关外移民。《古今图书集成·赋役考》中载: “顺治十年, 议准辽东招民开垦, 有能招一百名者, 文授知县, 武授守备……招民数多者, 每百名加一级。”这政策贯彻了几十年, 对官迷心窍者极具诱惑力。古槐移民的后人, 有相当一部分转迁东北。清末, 战乱迭兴, 灾荒频起, 山东人一断炊就闯关东, 沿海人一逢难就飘南洋, 加之近百年来出国华工不下千万人, 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开金矿, 筑铁路, 种橡胶园, 这些人中间, 当然也不乏槐裔。有人做过推算, 遍及海内外的槐裔现已逾亿。因此, 我们可以说, 洪洞祖槐的根须很长很长, 不仅蔓延中华大地, 而且绵连外洋异域, 足可绕地球九匝, 随卫星上天…… 最早发现古槐有着神奇凝聚力的是洪洞贾村人景大启。清末, 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任散厅官吏, 景善交游, 聊城、济南均相稔熟, 所到之处, 上至官吏下至平民, 当知景是洪洞人时, 便让梨推枣, 斯抬斯敬, 三茶六饭, 洁樽款待。是时, 洪洞人刘广林在山东长山任官吏, 也深感移民后代对古槐的一往情深。景、刘相商, 起议筹建古槐遗址, 很快在曹州和长山募得纹银三百九十余两, 寄回洪洞托人筹建。这便有了可供寻根人前来凭吊的刻有“古大槐树处”的碑亭一座, 也有了供游子品茗怀乡的茶室三间。 恰在这时, 又发生古槐庇荫洪洞百姓的事件, 顿使洪洞黎庶对古槐遗址奉若神明。辛亥革命爆发后, 赵城县人张煌率兵杀死了山西巡抚陆钟琦, 接着袁世凯派新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部, 进逼山西革命军。卢率军沿古驿道南下进攻临汾, 所到之处, 烧杀掳掠, 张煌故里赵城县受害最甚。赵城名士张瑞玑上书袁世凯及新巡抚张锡銮时, 叙述了卢军的残暴: “无贫富贵贱, 一律被抢, 不余一家, 不遗一物, 冰雹猛雨, 无比遍及……三日后, 终载而南去也, 车四百辆, 骆驼三百头, 马数千蹄, 负包担囊, 相属于道……”卢军洗劫后的赵城, “城无市, 邻无炊烟, 鸡犬无声, 家无门户窗, 籍笥无遗缕, 盘盖无完缶, 书籍图画无整幅, 墙壁倾圮, 地深三尺……”卢率军进入洪洞, 仍下达“半天不点名”之令, 暗示仍可抢掠。然军中士卒来到古槐碑亭前, 便下马罗拜, 长跪不起, 并将一路抢掳之财供于“二代古槐”树下。原来卢军士卒多为冀鲁豫籍, 这些古槐移民的后代互相叮嘱, 古槐树下如再行伤天害理之事, 愧对祖宗。士卒中的他籍人, 见军中槐裔势众, 也不敢造次……乡土情结真是一种连哲人也难剖析的复杂情感。此刻, 这些野蛮的生命, 竟在乡土面前收敛起荒唐的灵魂, 乡土唤醒了他们并没有泯灭殆尽的良知! 故土如同胎记, 深嵌在国人的肌肤上。故里与游子, 往往如同洪洞霍山上那与山体相连的山岩, 不管光阴之波如何强劲, 总也不能将故乡从游子记忆的深土中拔掉。大槐移民已逾六百载, 当初的移民及其后代, 早已有了他们的第二、第三乃至更多更多的故乡。虽然大槐移民的哭声早已云散, 眼泪也早已化做新的悲欢, 但大槐移民历史记忆的磷光, 仍穿越悠邈的时间, 在辽阔的空间里忽明忽灭地闪烁。 民国时, 景大启募银建起的古槐遗址, 因兵荒马乱烟火稀少。解放后, 当地政府在这里建一烈士祠堂, 与古槐碑亭望衡对宇。烈士为国捐躯, 理应受到后人瞻仰。洪洞多锦山绣水, 英灵应择一幽雅处安息。将祖槐魂魄与近代英灵同置一处, 在长幼有序的国度里, 祖槐和英灵会两不相安; 让香火与花圈并存, 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上倒置和错乱。“文革”中, 造反派虽慑于洪洞百姓对古槐的敬奉, 未敢将古槐碑亭砸掉, 但“认宗续谱”却被当做“四旧”, 狂遭口诛笔伐。古槐遗址真正受到重视, 是近20 年来的事情。 王德贵、刘郁瑞两位“文化书记”向我讲述了辟建大槐树公园的情景。 70 年代末, 王德贵赴无锡参加一次全国性的乡镇企业会议, 当他自报家门来自临汾时, 无锡人的表情如常; 可当他说到自己是洪洞县委书记时, 接待人员的眼睛里顿时透出热情神色, 因他们多为古槐后裔, 王德贵遂受到清末人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为吏时的礼遇。与会者不少也是槐裔, 纷纷叩门而进, 共话桑梓之情。“反右”、“四清”、“文革”, 人际关系曾像那时的社论一样, 硬硬邦邦, 冰冰凉凉。当社会顺乎历史走向, 步入正常轨道时, 囚禁多年的大槐情愫, 必会重发新枝重绽新蕾…… 回到洪洞, 王德贵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与刘郁瑞交流, 两人一拍即合: 建一大槐树公园, 以慰天下槐裔拳拳之心。建槐园不能仅筑祖堂亭榭, 应有深邃的文化内涵。80 年代初, 洪洞财政吃紧, 政府囊中羞涩。刘郁瑞亲拟了三百言的征集古槐资料广告, 刊于《参考消息》中缝, 谁知仅过两月, 便收到海内外槐裔寄来的族谱、牒文、碑拓、佚事珍闻凡四百余件, 建园资金也很快筹措到位。在广济寺遗址上, 大槐树公园卒底于成。槐园遂同丁村遗址、尧庙、舜祠、霍山之麓的广胜寺、羊獬村旁的娥皇女英姑姑庙一样, 成为晋南的一大人文景观…… 古槐是洪洞县的一张四海通行的“大名片”。 当韶山冲的平民借助伟人声望, 办起毛家饭店、毛家酒楼、润之红烧肉菜馆时, 洪洞的有识之士, 也从古槐厚重的文化含量里, 窥见商品经济的活跃因子。于是, 在这洪洞古城里, 出现了槐荫大街、槐都大厦、槐乡酒楼、槐家铺子、槐香发屋……国槐已遍栽街头巷尾, 有人还动议, 将全国各地槐种汇聚拢来, 使这昔日的“水包座子莲花城”, 变为真正的槐都。 近些年来, 中国的经济字典里又增添了一个新词汇, 叫做“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洪洞自1991 年始, 年年于清明节前后举办祭祖节。应该说, 这节日如同祭陕西黄帝陵一样, 是庄重严肃的。它不仅使洪洞经济有望腾飞, 对民族向心力的凝聚也是一大贡献。 祭祖节期间, 洪洞城里, 披红挂彩, 阖城祝颂, 童稚折柳, 翁妪献芹, 笙乐喧天, 锣鼓威风。十几万游子, 来自祖国各地, 来自港澳台, 来自大洋彼岸。西服革履与红装绿裳摩肩接踵, 八方土语与五洲洋音交汇撞合。最动人心弦的是祭祖节首日, 在肃穆的气氛里, 槐裔们款款走进大槐树公园, 次第谒拜祭祖堂。祭祖堂里摆有姓氏牌位, 共三百姓氏。从普通员司到各业大王, 从巨贾豪翁到翰苑名流, 在各自的姓氏牌位前, 无不俯身屈膝, 叩首展拜。人们的故土情愫, 并不决定地理位置的远近, 有时离故土愈远情丝愈长。故乡对于海外游子来说, 虽然只是一种符号概念, 但却又是一部用怀恋氛围酿造的常忆常新的朦胧诗卷。我看到, 白发盈颠的海外槐裔携子领孙, 长跪在“二代古槐”下, 老泪纵横, 涕泗滂沱……我不须询问置身槐园的台湾同胞, 此刻他们一定会深深体味“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 决不容任何人萁豆相煎…… 明初大移民在中国移民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令人痛惜的是, 在图书馆里竟找不到一部有关这段移民史的专著。美国有个犹太学会, 收藏我国家谱方志五千余种, 用以研究我先民姓氏来源、迁徙发展及体质寿限, 作为历史学、优生学的依据。走进我们的书店书摊, 写帝王帝后、宫娥采女、阉人名妓、强梁坤伶的书林林总总, 至于教人如何发财如何行骗如何占卜如何壮阳的垃圾文字, 更是形形色色…… 黄卷青灯的治史者历来清苦, 但清苦里蕴含着高尚。维护高尚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们不能愧对祖槐。 七 在物质世界中踉跄蹒跚的人类, 一直在寻求精神的华殿。哲学家以逻辑思维为人类设计了那么多的航灯路标, 文学家用形象描绘为人类营造了那么多的诗化乐土; 庙宇中的祭奠, 教堂间的牧歌, 禅房内的经声, 道观里的诵诫……这些或高尚或有趣或无奈或乏味的精神建构和活动, 都试图安顿人类那扯碎了的梦中惊魂, 人们也想从中觅索一方精神的守望之地。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悄悄兴起的“寻根热”, 也是人们在冲破思想禁锢后的一种精神上的寻求。然而, 寻根祭祖既可构筑一座开放型的思想殿堂, 也可打造一个封闭式的精神堡垒。寻根不能像某些文人那样, 把压缩在泥土中的血腥历史爬剔出来, 去极度舒展人的原始野性与蒙昧; 祭祖, 也不能像某些凡夫俗子那样, 默念祷词, 频频熏香, 祈求祖宗保佑升官发财, 一路福星; 寻根祭祖更不能像某些农村那样, 借大修家谱去扩张宗族势力, 去重筑带有封建釉彩的狭隘的围墙…… “在山泉水清, 出山泉水浊”。在临汾, 在洪洞, 当我潜心走进滥觞中华文明的尧文化中, 顿感一股澄澈、晶莹的源头之水, 洗濯着我蒙垢的心田。 临汾市东北五里处, 有村曰康庄。村东有一古老的石碑, 上书“击壤处”。地以人显, 人以事彰。“鼓腹击壤”的成语就由此而得。晋人皇甫谧《高士传》中载: “帝尧之世, 天下大治, 百姓无事, 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鼓腹”意即饱食, “击壤”乃古代一种投掷游戏。相传尧帝常到民间私访, 一日来至康庄, 见一银髯飘拂、孩子般天真的老叟, 于道中击壤, 观者发出“大哉帝之德也”的感慨。而击壤的老叟却曰: “吾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何德于我哉! ”这便是自庄子以降, 被诸多文人雅士所乐道和援引的“击壤歌”。 当尧的随臣将壤父所言报告了尧, 尧非但未因壤父没有颂赞他的盛德而不悦, 反以老叟能直言不讳而欣慰。为使自己能听到真话, 尧当场拜壤父为师。这个简单的故事, 说明古人是何等淳真, 还不懂得溜须拍马。纵观尧舜以后的历史, 阿谀奉承之辈不绝如缕, 胁肩谄笑之徒子嗣难断, 吮疽舐痔之流此消彼生。壤父的品格, 更与当今某些对下如无尾恶狗般刁悍, 对上如无势阉人般谦卑的嘴脸,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古代的壤父, 为越来越精明老滑的人类社会, 呈示出一个永恒的童话。 尧舜禅让, 向被视为亘古美谈。尧有九子, 长子名丹朱。丹朱骄奢侈糜, 为人暴虐。洪水泛滥时, 百姓忧心如焚, 丹朱无动于衷, 甚至到水中泛舟取乐。洪水过后, 他竟让黎庶堆沙推船, 名曰“陆上行舟”。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写道: “尧知子丹朱不肖, 不足授天下, 于是乃传授舜。授舜, 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 授丹朱, 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尧以天下为公的胸襟, 开始了艰难的访贤跋涉。于是, 又引出两位大隐士巢父、许由。他俩共同创造了一桩千古佳话: 许由洗耳的故事。 尧在考察继位人时, 十分注重接班人的群众基础。尧听说阳城( 即当今洪洞) 的巢父、许由是大贤者, 便前去拜访。初见巢父, 巢父不受; 继访许由, 许由也不接受禅让, 且遁耕于洪洞的九箕山中。尧执意让位, 紧追不舍, 再次寻见许由时, 恳求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觉得王位固且不受, 岂有再当九州长之理, 顿感蒙受大辱, 遂奔至溪边, 清洗听脏了的耳朵。《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时, 记述了许由洗耳的情景: “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 见许由洗耳, 问其故。对曰, ‘尧欲召我为九州长, 恶闻其声, 是故洗耳。’巢父曰, ‘子若处高岸深谷, 人道不通, 谁能见子? 子故浮游, 盛欲求其名, 污吾犊口, 牵犊上流饮之。’”……许由自视高洁, 然巢父更胜许由一筹: 你许由不接受王位, 隐遁起来不吭声则罢了, 还大谈洗耳原由, 是另一种沽名钓誉。我下游饮牛, 你上游洗耳, 岂不有意脏我牛口? 许由洗耳的另一说是在河南颍水, 但洪洞九箕山下有许由洗耳泉和巢父弃瓢地遗址。这故事发生在哪道溪涧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是何等明澈、洁净! 正是这清的文明之波, 溉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巢父、许由这两位洪洞的隐君子, 虽未登帝位没有作为, 但却以六根除净的仙风道骨惊天地泣鬼神, 被历代高人吉士、贤达俊哲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巢父、许由身上氤氲着一种至美至洁的文化气韵, 这两面远年的标帜, 几乎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人格坐标。 当今, 在人们把权力当做美酒疯狂啜饮时, 在一片后庭花与卡拉OK 的谑浪笑敖中, 是无法置身许由洗耳故事中的。人类面对商品经济的负面冲击已显得脆弱无力, 精神上的矮化也使人们没有那份心境和教养走近巢父、许由了。 唐尧未得许由, 四方人士皆推荐虞舜, 舜于20 岁以孝闻名天下。《洪洞县志》载, 尧于访贤途中, 在洪洞历山下遇到躬耕垅亩的舜, 见舜用的犁辕上拴有簸箕, 便问其由。舜说, 牛走得慢了, 需要鞭策, 但牛拉犁已经够辛苦, 再鞭抽于心不忍, 所以拴个簸箕, 不管哪个牛走得慢了, 就敲敲簸箕, 这样黄牛误认为打黑牛, 黑牛错觉是抽黄牛, 两个牛都走快了, 何必鞭打呢。尧帝听后, 不胜感佩: 舜对牲畜尚能如此爱怜体恤, 让其承以帝业, 定会爱民如子。然而, 唐尧深悉, 一国之君, 身系天下, 一时一事还不能完全证明舜的才德。于是, 尧将娥皇、女英两女嫁舜, 以观察舜的治家本领; 又让九个不成器的儿子与舜一道生活, 以考验舜的教化才能。 舜此时年逾三十, 娶尧帝两女为妻, 方结束了独身生活。但舜并没有因为成了尧帝的女婿而孤高骄矜, 仍谦挹虚己, 不露圭角, 对虐待过他的父亲、后母及同父异母的弟弟象, 仍不记旧怨, 恪守孝悌。娥皇、女英也不因身份高贵怠慢公婆, 尧的九个儿子也变得通情达理。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这样记述了舜的人格力量: “……舜……内行弥谨, 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 甚有妇道。尧女男皆益笃。舜耕历山, 历山之人皆让畔( 互让地界); 渔雷泽, 雷泽上人皆让居( 互让居所); 陶河滨, 河滨器皆不苦窳( 制作的陶器没有粗糙破损的) 。一年而所居成聚( 一年后舜住的地方成了村庄), 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 皆治。”…… 舜代尧行使政事后, 勤政爱民, 一秉大公, 注重教化, 仁爱为本。经常置身民间的舜, 仍担心自己见闻有限, 决策失误, 便在自己门前设立了“敢谏之鼓”和“诽谤之木”。所谓敢谏之鼓, 就是于门前设一大鼓, 无论何人, 想荐贤士能臣, 欲献治国良策, 均可击鼓进言; 所谓诽谤之木, 即是在门前立一木柱, 不管是谁, 发现舜有过失, 皆可立在木前, 对舜月旦藏否, 品藻评说, 有书记员记录下来后, 再转告给舜…… 喜听颂歌是人类的一大“爱好”。颂歌盈耳, 神仙听了也乐不可支; 忠言逆听, 圣哲闻多了也会腻歪。君不见古今中外, 唱颂歌者, 常是高官得坐, 骏马得骑; 灌逆言者, 辄会蛟龙失水, 虎落平阳。而远古时的舜, 竟如此广开言路, 闻过则喜, 因此他方能继“尧天”之后, 创造出“舜日”的辉煌。 通过“敢谏之鼓”和“诽谤之木”, 舜得知颛顼和帝喾的子孙们, 世代贤德, 山高水长, 恩施百姓, 便一一委以重任; 舜又得知帝鸿氏、少皋氏、缙云氏的后代们或怙恶不悛, 包庇奸邪, 或利欲熏心, 搜刮民膏, 或行若狐鼠, 散播恶语, 便将这些簪缨之族的贵胄子弟, 一一发配边荒之地。舜知人善任, 见鲧治水无方, 便将之革职, 启用鲧之子禹, 最终又将帝位禅让给禹…… “尧天舜日”的远古盛世告诉人们, 古代国家初创之时, 权力机构简单, 官少, 事简, 赋轻, 国无暴敛之征, 民无苛政之忧, 帝王顺天( 自然) 而治, 百姓其乐融融。有学者总结尧文化时, 曾概括出六点: 一“俭”, 崇尚俭朴; 二“让”, 蔑视争权夺利; 三“谋”, 提倡深谋远虑, 谨防决策失误; 四“和”, 主张和睦相处; 五“戒”, 防范人为的灾难; 六“安”, 融入大自然, 生活安闲愉快。我以为尧文化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权力的和平交接。唐尧禅让虞舜, 虞舜让位夏禹, 不像嗣后史不绝书的那样; 为争得最高权力, 播野种而移花木者有之, 假狸猫而换太子者有之, 弑父兄而动刀戟者有之, 除心患而赐鸩酒者亦有之……为戴上那顶皇冠, 人类灵魂中那最丑恶的一隅, 袒露得淋漓尽致。无论从哪个角度评说, “尧天舜日”里的禅让, 都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洁净的一章! 尧舜牵着洪洞、牵着临汾, 洪洞、临汾牵着历史。历史老人把手中的绳索重重一抖, 尧舜便离我们很远很远了。在自我奢化中充满“世纪末相”的人们, 面对生存危机虽睁圆了惊恐的眼睛, 怀揣着悬孤不定的心, 但却再也不愿去亲近尧舜了。人们宁愿相信古老的土地里埋葬过的野蛮与荒唐, 却不愿从曾给祖槐以充足水脉和养分的厚厚土层里, 去筛选文明的因子。然而, 古老的华夏文明里, 永远含纳着不泯的青春…… 八 流动是人类的基本命运。 当伊甸园的美梦破灭后, 亚当、夏娃的后裔诺亚携妻带子, 乘坐自造的方舟冲出滔天洪水, 他的子子孙孙们便开始了向爱琴海岸, 向欧洲大陆迁徙的历程; 在古老的华夏, 伏羲、女娲的传人们也曾沿着大江大河, 在迁徙中一刻不停地弹奏着求生存的凄凉绝唱…… 迁徙谱写了人类的文明史。 工业文明的勃兴, 加速了人类迁徙的步伐。以现代工业和高科技傲视环球、称霸世界的美国, 二百年前还是蛮荒之地, 欲细查当今美国居民户口, 土著占不到百分之二, 余者都是各洲来客; 南太平洋的经济大国澳大利亚, 也刚刚庆祝了它建国二百周年的华诞, 上苍在缔造这片乐土时, 并没播下白人的种子, 如今它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是蓝眼隆鼻的外来户。中国沿海开放城市青岛, 百年前仅有几幢茅舍、六户渔家, 是洋人的坚船利炮使它沦为德租界, 是胶济铁路碾碎了它的袅袅渔歌, 是成千上万的移民, 用民族屈辱的石块构筑了这座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城市; 改革开放的亮丽窗口深圳, 在20 年前还仅是一蕞尔小镇, 世纪伟人邓小平在南国地图上轻轻画了个小圆圈后, 潮水般从祖国四面八方涌来了新居民, 于是, 文明在荒野里萌发, 高楼在泥淖中分娩, 一座仍散发着岁月清新的现代化城市, 与近代移民中崛起的国际都会香港, 交相辉映…… 古今中外, 缓解人口与生存空间矛盾的主要手段是移民。明洪武十四年, 全国人口不足六千万。时光半是缄默半是呐喊地走了仅仅六百年, 中国人口陡增了二十倍! 城中食指浩繁, 履舄交错, 乡下也地难养丁, 人满为患…… 栖息于钢筋和水泥组成的方块里的人们, 因空间狭窄连呼吸都感到窘迫。然而, 重要的还不是一国一域, 一城一郭, 一族一家的生存空间的大小; 要命的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它不仅使白、黄、黑各色人等正在同受其害, 也给人类这个物种的“类前途”、“类未来”笼罩上道道极难排遣的阴影。 久居闹市的我, 因看惯了水泥大道, 双眼缺少绿的滋润, 不免常觉干涩。来到先祖曾居住过的晋南, 我本想贪婪地享受一遭田园风光, 谁知, 我的这种“企图”竟成了一种奢望。 到临汾, 应先看看梦中的汾河。然而, 当我走至绕城西向南流的汾河畔时, 心中顿生茫茫然无限空虚的感觉。战国时代, 秦晋曾在汾河上风樯阵橹, 展开过殊死的水上鏖战; 强汉时期, 汉武帝也曾从太原乘龙舟扬帆巡游晋南……解放初期, 汾河两岸的村落中仍然有不少舟子以船为业。可眼下, 这地处下游的汾水竟变成几步即可跨越的臭水沟。这被称为大河的“水沟”里, 飘满煤灰, 泛着黄泡白沫, 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怪味, 惟有两岸那坚固的大堤和堤内那宽阔龟坼的河床, 仍在证明着汾水昔日的浩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