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一团乱象吃老本
台湾政坛之乱可以从柏杨七年前捐赠的那箱文物折射出来，不仅在文化机构上一团乱象，政治、治安、经济、传媒、娱乐界也充斥着混乱。对此，柏杨深表忧虑。
台湾的进步在哪里？
自由得不得了，你站在总统府指着骂阿扁，他也没办法。真的是言论自由，但是人还没有警觉到言论自由要负责。
说话要对自已的良知负责、自我负责。讲话要有信用啊，不能乱讲。得对自己、对法律或者对宗教负责。
现在人们在法律和公德意识上还不够，仅仅是在享受自由，从享受到践踏，在消耗自由。
消耗到有一天，政府会说，不给你自由了吗？
觉得快到那个边了。太自由了，人的素质现在跟不上。
台湾社会治安如何？
治安败坏。还有非法执枪的现象严重。
台湾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公道的观念。商业欺诈，不只是商业，一切都在欺诈。没有公道和公平，是台湾最大的问题。台湾现在在吃老本。
我们在网络和接触中，看到年轻人还是进取的。
我的感觉是还不够，一个比一个傻。吃喝玩乐。
您如何评价消费文化和文化消费？
你怎么跟商业作一个协调。商人怎么把一部分资金用在社会文化提升上。怎么挣钱是个学问，怎么花钱也是学问，文明人不是这样(花钱)的。
应该有人提倡这个东西(指文化消费)。可能跟税也有关系，如果你让他们把钱提到文化事业上，怎么来抵税，这个具体我不懂。
政府怎么样来均衡消费文化和文化消费。雷锋思想对他们来说太远了。这种思想对现在人来说简直是高难度。
经济发达以后，该懂得尊严了
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问世20年后，出版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这本书在香港初版时名为“中国人，你活得好没尊严”，这种批驳的声威承袭了柏杨一贯风格的书名。
在大陆首次发行时，他尊重责编的建议，改成了一个有建设性和富于倡议的书名。
这本书的问世，与两岸20年来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改造国民性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贫穷与富庶时期，国民性都在经受着考验。
怎么消除丑陋？就是要活得有尊严。尊重自己和别人的尊严。朱洪海也是第一个把中国人的尊严与“八荣八耻”联系在一起研究的人。朱洪海说：我每次这么说，别人都会不理解，这是怎么联系的？其实，尊严的问题就是荣辱观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主题。有民族自尊，懂个人尊严，并懂得尊重别人的尊严，这样中国人才能知荣辱、有尊严。
大陆在2005年倡导文明出行，而这正是20年前台湾所倡导的。当时台湾出国旅游之风很盛，于是马上就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报道，从而当时的台湾倡导与教育人们要“文明出行”，那时他们也是刚富裕起来。现在中国大陆出行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经济上的差异也使大陆正在重蹈当时台湾的陋习。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就可以开始考虑点精神的问题，早了还真不行。度过了人均收入1500美元的时期，开始考虑点精神问题了。都在忙着赚钱的时候，是不会注意这些的。”朱洪海说。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对人的干涉和侵犯，经常竟是包在一颗爱心之下的，由于裹着浓浓的爱意，有时竟然连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一种陋习。
您是何时想到“尊严”问题的？
21世纪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办呢？
有人是我就要掌权，你热衷这个，你就要准备怎么牺牲。你都不去思考，你很有权力但没有尊严。
你如果就是要过豪华的生活，豪华也是有节制的，所以就想到一个尊严的问题。
您的《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在香港初版时叫《中国人，你活得好没尊严》，书名的不同，经历了怎样的思考和变化？
80年代，《丑陋的中国人》提出了中国人的问题，20年后，给出了答案，就是：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在台湾发行也叫《我们要活得有尊严》。
《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出版的时候有没有把人又激起来？
没有。没受到打压。没有像《丑陋的中国人》那样。因为当时言论已经开放了，反应很正常。
当初起那么个刺激人的名字，是出于什么？
原来的《丑陋的中国人》那种思想还没有去掉。
怎么会有后来的书名这样的转折？
原来那个名字谴责批评，后来的书名有诉求，其实思想有时是一体两面的。原来那个名字也是出自爱之深、责之切。
从“人”的角度治史
柏杨因为大力水手案于1968年3月4日入狱，当时的拘押期是四个月，但是国民党把他超期拘押到7月7日才起诉。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入狱记录改为3月7日。柏杨也就“随遇而安”认了这个3月7日。
从那个“3月7日”起，柏杨坐了整整9年26天的监牢，正是这个经历，使他从一个只是写幽默杂文的专栏作家，成为能够潜心爬梳中国历史的人，这项工作同时也建立了他自己对传统中国历史观点的批驳，也是柏杨从事史学的开端。
“我的新生从被投入监牢那一天起”，柏杨说。
在您眼中，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有哪几位？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值得研究借鉴的人物？为什么？
中国历史上的值得研究借鉴的人物是刘邦、李世民、武则天。
刘邦是一介草莽无赖，性格及头脑却足以成立一个国家的智库。因为格局能用异己，才不至于一朝大权在握，周围全是马屁精，全是唯唯诺诺庸碌之辈。他是既能“马上得天下”，又能“马下治天下”的君主。
李世民在我的《中国人史纲》中，是中国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君主。他创造出中国大分裂时代后的承平，同样得力于他宽广的心胸和采纳异议分子的建言。这些在今天民主时代不得不接受的意见或用议会政治平衡的治国规则，在今日看来普通平常，可是，在专制帝王时代，拥有这种性格，就是出类拔萃的另类。
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女性，聪明、漂亮(我当然没见过，但从她至年老都有面首，而不是让个阴险变态的小李子服侍可见)，又充满企图心和治国才略，使国家振衰起敝，治理得蓬勃精神。尤其在她那个年代(男人再昏庸无能，还是当皇帝的保障)，要从男人堆里杀出一条路来，比起今天德国的女总理默克尔犹有过之。所以，在男女平权的角度，绝对要投她一票。
我以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是张学良、孙中山、蒋中正、毛泽东、邓小平。要再说明原因，恐怕要写好几本书，就先划个句点吧。
蒋经国后来开放党禁，在台湾两岸开放也是他开始的。开放报纸，都是在他年龄很大的时候。有人说他是被逼的嘛，可是也要逼得出来呀。
如果你是个保守的人，心胸不开阔的人，不愿意面对事情的真相就逼不出来，改革要面对很多的压力。
继《资治通鉴》之后，您还想过要译述哪部史书？曾考虑过出版《柏杨白话版史记》吗？
我的确曾经考虑过。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先生也跟我提过。但是当时刚刚做完《通鉴》，实在是蛮累的。还不如把《柏杨版通鉴纪事本末》这个体例单独剪裁出来，《纪事本末》以事为主，不是编年体。所以当时就没有写白话版的《史记》，现在实在没有余力了。其实，后人能做的事情还很多。
您把《资治通鉴》这本历来作为帝王之鉴的书，介绍给平民百姓，与您的10年牢狱有什么关系？
司马光在拥有任命和经费、人员充足、资源不乏的条件下完成《通鉴》，我却以一个人的能力以及简陋的条件来从事翻译，抒发自己的史观。《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大臣看的，我是写给今天的官员与百姓看的，希望读者都能从中获取人生的经验与借鉴。《通鉴》提供的观点智慧，可以让人做个“清明的第三者”，小至市井人事、大至国情世局，都可用大时空的角度冷静检查。
另外，除了要感谢这段牢狱给我特别的工作时空，激发我单枪匹马挑战皇权的威信，我心中也特别记住囚室中几位难友，有的帮我分别抄录、有的帮我收藏(以免万一查房时，全部被没收)。我还要感谢一位室友，以不屑、讽刺的口气讥笑我：写这有什么用，你一本也带不出去。这样负面的话给我继续奋力研究《通鉴》的激发，可惜今日回顾，其中几位难友都已经离世。
您当年写书时有快乐吗？我记得您说《通鉴》十年是又一个“十年牢狱”。
同样是十年，同样是治史，同样是监牢。只是后一个10年是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坐牢”。同样看书、思考、写作，但生活的条件对心情的影响，却大不相同。我不是颜回，不能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我是既唯物又唯心的信仰者，只要有最基本的支持，我工作起来就很快乐。
我当年是在绝食二十一日之后，豁然醒悟“昨日之日不可留”的。这其中有过痛苦挣扎、情绪低落、怨忿不平。心绪起伏也很大，但是，人一旦有了新的目标和方向，心灵就会平静许多。
人生拐点
柏杨说，被诬入狱，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拐点，但追溯起来我少小离家出外流浪，千方百计要入学，却又屡被开除或停学，使我一生比别人提前独立思索。
1949年来台湾，20年后身系囹圄，甚至几乎被枪毙，成为我一生中全盘转折的一个拐点，也使我的写作演变成“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通鉴》”的历程。
写“柏杨版资治通鉴”时，我参与了“国际特赦组织”，观摩西方的人权工作与实践，随后于1995年在台湾创办“人权教育基金会”，1998年筹建“绿岛人权纪念碑”，把受难人名字铭刻其上，唤起当时台湾的执政者──国民党公开道歉和赔偿，那时是1999年。
同时，我重新思考继“丑陋的中国人”之后，中国人要怎么样建立“尊严”的问题，所以陆续出版了《我们要活得有尊严》、《天真是一种动力》。去年，健康急速落入了目前的阶段，六次进出医院。下一个阶段，你猜出会有什么奇迹拐点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