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乐平与济南早期党组织的创立－转自济南文史

王乐平与济南早期党组织的创立
作者：苗体君 窦春芳

阅读有关中共“一大”的图书资料时，所有的文字资料都认为：王尽美、邓恩铭二人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和创建人，这个说法不全面。
一、王尽美、邓恩铭创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历史由来
1987年9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下），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综述》一文中记述：“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它在各地建党活动中，起着中心指导作用。据李达回忆，上海小组成立后，‘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济南地区，是由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但王乐平只介绍了王尽美、邓恩铭等人，而‘自己未参加’。”这段文字又接着叙述道：“李达的这个回忆情节，是符合实际的。”为何王乐平自己没有组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后来的研究者根据“一大”代表李达的回忆推断“王乐平毕竟不是共产主义者，他就向陈独秀推荐了热衷共产主义的几名青年学生。”
各种书刊都把这个推断看作是历史的事实，2005年12月，哈尔滨的《世纪桥》杂志有一篇题为《王尽美短暂27年人生》的文章中说：“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随后陈独秀就函约山东的王乐平在济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王乐平却向陈独秀推荐了王尽美、邓恩铭，并由他们筹建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文章依然把王尽美、邓恩铭看作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
王乐平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国民党员的说法，只是依据李达的回忆而推断的，它没有资料进行证明，就不能说它是事实，而且《李达自传》写于1956年3月，距离1920年已长达36年之久，李达当时已是66岁的老人了，还要考虑政治的因素，回忆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误。
《中共党史资料》第39期，刊发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移交给我国中央档案馆的，1922年1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出席代表填写的代表《调查表》，中国代表团有44人组成，有发言权的有5人，有会议表决权的有39人（其中共产党14人，国民党1人也就是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张秋白，青年团11人，无党派人士13人）。山东参会的“中国共产党员”有4人，他们是：王尽美、王居一（也就是王乐平）、王福源、王莜锦（也就是王象午）。他们四人到达苏俄边界时填写的表格十分清晰，在“属何党派或团体”栏目中，王尽美填的是“中国共产党山东部”，而王乐平等其余三人填的都是“中华共产党山东部”，经中央档案馆及中共党史专家研究认定，“中华共产党”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说，王乐平不是共产党的说法值得商榷，以王乐平不是共产党为由推断他没有参加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结论也值得商榷，由此否认王乐平不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的说法也不全面。
二、王乐平参与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
王乐平（1884～1930），名者塾，字乐平，山东诸城人。他18岁中秀才，后来追随孙中山，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当选为山东省临时议会议员和国会参议员，1918年当选为山东省议会秘书长。“五四”前后，王乐平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往来京沪与济南三地，积极投身“五四”运动
山东主权问题是导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直接原因，甲午战争后，德国以武力强占青岛，并取得了在山东的路矿特权，趁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日本联合英国以代替中国北洋政府索要青岛为由，向德国宣战，青岛成为远东第一次世界大战唯一的战场，随后日本便强行占领青岛。巴黎和会，西方列强强行把青岛转让给日本，无视中国是战胜国的地位，激起了“五四”运动，山东人民反响强烈。青年学生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请愿、罢课、集会和示威游行。商人组织罢市，抵制日货。工人阶级也投入了这一运动，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斗争，组织了“劳动五人团”、“救国十人团”。济南的工人显示了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坚决性和彻底性。
王乐平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是山东地区反帝爱国斗争的杰出组织者之一。当山东人民奋起抗争之际，时任省议会秘书长的王乐平与副议长王鸿一等人首先表态，积极鼓动、组织、支持民众爱国运动。从1919年1月份起，王乐平就开始致电北京政府及有关各界，表达了山东人民奋力抗争的决心。在他们的影响下，山东民众反帝、拒签巴黎和约的斗争日益高涨。王乐平还以省议会代表身份，往来于上海、济南、北京等到地，作了一系列工作。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来后，王乐平作为山东省议会驻沪代表，在上海组织山东旅沪商人举行谈话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争回青岛及路矿各项权利。5月11日在山东会馆召开了力争山东主权爱国大会，由王乐平报告开会宗旨，决定实行抵制日货，与日本人断绝一切经济关系。大会的召开，鼓舞了山东旅沪人士的斗志，轰动了全上海。随后，上海爆发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斗争。
同年6月，王乐平从上海返回济南，王乐平会同省议会部分成员，召开教育会、商会、农会、报界联合会及学生代表会议，分析形势，又召开了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会上王乐平报告了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情况，决定山东各界应立即声援上海的反帝行动。王乐平的主张，在当时山东各界联合会中颇有影响。在罢市期间，山东各界联合会始终是实际的领导机构，通过各界联合会的活动，王乐平对济南罢市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阻止北洋政府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18日，王乐平率领由省议会、律师公会、报业公会、教育会、学生会、农会、商会等团体联合选派的80多名代表组成的山东各界请愿团赴京请愿。19日代表们登车出发时，济南万人空巷为之送行，这就是闻名全国的第一次北京请愿斗争。经过坚持不懈地斗争，北洋政府代总理龚心湛、总统徐世昌分别于21日、23日面见了请愿团代表。王乐平代表请愿团提出了三项要求：拒签和约，废除《高徐顺济路协约》及惩办卖国贼，王乐平“反复陈述，声泪俱下”，痛陈山东人民誓不签字之决心，强烈要求徐世昌容纳民意，维护国家主权。他的发言，理正词严，慷慨激昂，全体代表听后痛哭失声，连“执戟的卫士，也不断以巾拭泪”，徐世昌最后只得应诺拒绝签约。
同年12月，王乐平又利用议会的力量，带头弹劾镇压民众爱国运动、侵吞军费的山东督军张树元，在济南各界民众的支持下，取得胜利，在省内外造成重大影响。
2.创办齐鲁书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广泛传播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此前，地处京、津、沪之间的山东济南，已有山东官书局和教育图书社推销的《新青年》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1919年夏，王乐平不顾来自各方面的攻击、诋毁和嫉妒，发起创办了齐鲁通讯社，设立在天地坦街，并在社内设立了售书部，售书部在1920年秋扩充为齐鲁书社，迁至大布政司街，王乐平任社长。“专卖最新各种图书杂志及教育用品，以介绍文化增高人类的知识为宗旨。”“凡各处新出版的印刷物，本社无不极力代为推广。”经董事会公决，“该社的精神就是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为主要目的”，“以传播文化为宗旨”。书社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进步团体和出版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推销全国各地出版发行的新书、新刊物，但主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新文化运动。当时出售的革命书刊除《俄国革命史》、《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唯物辩证法研究》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外，还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共产党》、《觉悟》、《少年中国》、《曙光》、《新潮》、《莽原》等进步期刊，都是在知识青年中广为流传的读物，这些进步书刊推动了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山东督军张树元在1919年6月11日发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报告：在山东济南等地，“无政府《共产党宣言》，时有发现。”
齐鲁通讯社（书社）还为读者提供阅读的场所，并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演讲会和讨论会，探讨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法，在当时聚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先进知识分子，既是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又是济南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基地。进步的青年学生在这里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加紧追求民主与科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并在这里交流思想，结成团体。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经常到售书部购买和阅读进步书刊，在这里他们不仅最早接触到新的革命思想与文化，思想开始了转变，而且还结识了许多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王乐平利用其上层关系和营业上的掩护，尽可能地给求知者以指导和帮助，他用自己的言行赢得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在青年学生中有着较高的威望，特别是来自诸城的一些青年学生，与王乐平又有同乡之缘，他们的交往尤为密切。王尽美与王乐平是相距十多里的同乡，又是远亲，他们的母亲相互就很友好，王尽美是王乐平家的常客，他们之间交往密切，友情很深。王翔千、王志坚、王象午等也是王乐平的同乡同族，与王乐平也相交甚密。1920年夏，在王乐平的支持和帮助下，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等以书社为基地，秘密建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11月，王尽美等又发起建立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会址设在齐鲁书社。21日下午，在济南商埠公园大厅召开成立大会，王乐平到会祝贺并为学会捐赠基金。北京《晨报》在1919年12月至1920年1月连续报道说：“王乐平办的齐鲁通讯社在济南推销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出版物的成就，还报道了‘励新学社’的活动情况。这个学会的骨干人物王尽美、邓恩铭等，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成长起来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学生。”
客观上讲，王乐平对王尽美等人的思想转变起了早期启蒙作用，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作了思想上与干部上的准备。
3.沟通上海、北京、济南等地共产主义者的联系，创建了济南早期党组织。
王乐平是山东省议会议员，在“五四”运动中曾代表山东省议会赴上海联络各界人士，在这些活动中，王乐平与陈独秀相识，他创办的齐鲁通讯社和书社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关系密切。齐鲁书社是《新青年》在济南的代售处，《新青年》也为齐鲁书社做广告宣传，他们两者之间的友情也较深，齐鲁书社还代为发行山东旅京大学生们主办的《曙光》杂志，该杂志于1919年11月创立，主编宋介，是山东滋阳人，主笔王统照是山东诸城人。主编宋介后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王统照与王乐平同是诸城王氏家族，私人交往颇深。宋介等还多次回山东活动，与王乐平、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研讨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通过这些活动，王乐平与北京先进知识分子关系联系密切。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即与王乐平联系，请他“在济南组织共产党”。当时，王乐平是二届省议会议员，在山东济南又有极高的威望，从“五四”开始就思想活跃，而且36岁，正值壮年，王乐平当时比陈独秀小5岁。他怎么能把这份“思想界明星”之称的陈独秀推荐的工作让给别人哪！而王尽美当时只有22岁，正在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还是一名在校学生，而邓恩铭1901年生人，当时也只有19岁，是来自于贵州省荔波乡下的水族青年，邓恩铭是1918年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当时也是个学生，而且是个在校的中学生。仅凭他们的力量，很难完成组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任务。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有哪一个全部是十几岁、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年轻人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由31岁的北大教授李大钊组织领导的，主要成员张国焘也已24岁，而且多数成员是北大的学生，是大学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41岁的陈独秀组织领导的，主要成员李汉俊也已30岁，留日回国当时在上海报业谋生，李达也是30岁，留日回国人员；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成员：董必武34岁，留日回国人员，在政府内任职兼律师，包惠僧27岁，记者，陈谭秋25岁，武汉大学外语系毕业，中学教员；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是由北大毕业的三名学生创建的，谭平山1886年生人，当时34岁，陈公博1890年生人，当时29岁，谭植棠1893年生人，当时27岁，他们三人都在广州的广东高等师范、公立法政学校任教；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毛泽东当时27岁，何叔衡44岁，时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
而只有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是由两个在学校读书的中师生、中学生，而且一个年纪是19岁、一个年纪是22岁，而且都是刚刚进城不久的农家子弟，在济南影响力不会很大，缺乏足够的社会关系，却组织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结论不充分。如果说王乐平不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那至少在创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乐平不仅与陈独秀关系密切，而且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有密切来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张国焘，接下来在他的＜我的回忆＞一书记载了王乐平，说：“他曾在上海各界联合会和我共同工作过．”这也说明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是王乐平参与创建的．
三、被历史遗忘的王乐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922年初，王乐平放弃北洋政府要他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派遣，作为山东革命团体的代表，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一起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会议，实地考察了苏联的社会制度。回国后，王乐平就立即到上海，他先去拜访山东籍的国民党员丁惟汾，又去拜访孙中山，并把在苏俄的见闻向孙中山进行了汇报，回到济南后，他与王尽美等又一起创办了“平民学会”，会址就设在王乐平的齐鲁书社内。可以推断从苏俄回国的王乐平对苏俄的制度进行了思考，思想开始倾向孙中山的学说。
　 1924年国共合作后，王乐平和王尽美一起为“国民会议促成会”而工作。1924年1月，王乐平代表山东参加了国民党的一大。回到山东后，王乐平经常与共产党员王尽美商讨工作，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1926年3月18日，王乐平在北京被推举为北京各界5代表之一赴执政府请愿，并在当日发生的惨案中受伤。1926年秋，北伐军会攻武昌时，他冒着生命危险说降了吴佩孚的属下贺对廷团，使之打开了武昌城西门，激战40余日未克的武昌城头终于升起了北伐军的军旗。
　不久，王乐平对蒋介石的“革命”领袖称呼产生了怀疑，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乐平愤怒地在《讨蒋通电》上署名，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1927年10月，王乐平在广州参与了广东一带反蒋的“另立国民党中央”的活动。对此，蒋介石极为恼火，他下令查封了王乐平等人创办的以宣传革命主张为宗旨的《前进》杂志，这算是蒋氏对王乐平的初步警告。
　王乐平不理睬蒋介石这一套，他还把反蒋活动升格，组成了“改组派”，声明：“准备改组国民党”。王乐平的“改组”，与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的“改组”目的有很大差异：汪、陈、顾等意在夺回被蒋介石抢走的权势，而王乐平则重在反对国民党右派，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王乐平的“改组派”发展甚快，声势越来越大，引起蒋介石的恐慌。
　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召开后，王乐平在上海主持成立了“护党革命大同盟”，并明确地提出：“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打倒新军阀领袖蒋介石；蒋介石是屠杀民众的刽子手，破坏本党的罪魁；要救党只有先打倒蒋介石！”1929年7月，王乐平护送父亲灵柩返山东诸城原籍时，蒋介石即密令山东的亲信在高密火车站暗中抓捕王乐平，但因种种缘故蒋介石没有抓捕到王乐平。随后，王乐平在诸城境内的杨虎城部属的保护下，避开高密，由石臼所南下，乘船前往上海，逃过了此劫。1929年10月，王乐平等10人被蒋介石开除党籍并遭到通缉。
　 1930年2月18日夜，王乐平最终也未能摆脱被杀害的噩运，7名杀手将其残杀，这年王乐平才46岁。
　王乐平与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人谭平山有十分相似的经历，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转变成中国国民党，大革命后，又成为国民党的左派，而后遭受杀害的。只是王乐平比起谭平山来经历更曲折一点，王乐平在创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前，追随孙中山，于1907年就参加了同盟会。所以王乐平的身世更显复杂些。
　1949年后，由于政治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长期处于对立，历史的真实被淹没。翻阅关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回忆录，都是1950年后写的，抛开复杂经历的王乐平，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