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國民黨懲辦改組派領袖及其中央組織>>

[i=s] 本帖最后由 方外之人 于 2009-8-27 09:12 编辑 [/i] 蒋,毛,还有他们的前辈,如刘邦,朱元璋,手段那是一样一样滴.

改组派 来自《党史研究与教学》 一、改组派的产生，与国民党内的蒋、汪斗争有密切的联系。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同年8月，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胡汉民亦因涉嫌此案而被驱逐。汪精卫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了蒋介石篡夺党政军权的最大绊脚石。1926年3月，蒋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并诿过汪精卫，迫使其离开广州出国。 1927年元旦，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组成的联席会议在汉口正式办公，负责执行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权力。但是，蒋介石却公然在其军事控制下的南昌另树旗帜，与武汉联席会议相对抗。3月10日，武汉方面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选举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希望达到“以汪制蒋”的目的。4月10日，汪精卫抵达汉口。15日，国民党中央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开除蒋氏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并依法惩治的决定。 不久，汪精卫与掌握南京政府实权的桂系间又发生尖锐矛盾。11月17日，汪派将领张发奎的部队突然向驻粤的桂军发起进攻。12月11日，在共产党领导下，张发奎所部教导团和警卫团的多数参加了广州起义。以上性质完全不一样的两次广州事变，都被反汪各派作为攻击汪精卫的借口。他们指责汪精卫、陈公博是“准共产党”，“养奸成祸，害国殃民”（注：蔡德金：《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16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讨伐令，并宣布查办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三人。同日，汪精卫逃离上海，亡命欧洲。 在汪精卫与桂系的这场争斗中，蒋介石渔翁得利。1928年2月2日，他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改选国民党执监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并当选为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3日，国民党中常委推荐他为组织部长。3月7日，又推举他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蒋介石取得了争夺党权的胜利，而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成为其建立独裁统治的起点。 汪派骨干中的死硬分子不甘心失败，如陈公博就公开宣称：“我的人生哲学和汪先生夫妇不同，汪先生夫妇常说：‘合则留，不合则去’。但我呢？以为汪先生这种见解，只能是有‘古大臣风’。”“我的哲学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走”（注：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资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78页。）。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和顾孟余、潘行健、王乐平等人潜入上海法租界，树起了改组国民党的旗帜，鼓吹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1928年11月28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该会奉汪精卫为领袖，中央设总部，“内分总务、组织、宣传三个部，总务部由王法勤、潘行健负责，组织部由王乐平、朱霁青负责，宣传部由陈公博、顾孟余负责”（注：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92页。）。不久，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江苏、辽宁、热河、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安徽、江西、浙江等省，以及日本、越南、菲律宾、新加坡、美国和香港都建立起改组派的支部、分部或小组。就连蒋介石眼皮底下的南京，也建立了70个小组，人数最多时约500余人。 随着改组派势力的扩张，各类反蒋活动文武相济地开展起来。 文的一手，指的是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指派代表的运动。1929年3月14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召开代表大会，改组派骨干吴健、谷正纲分别被选为中央大学区和中央政治学校区的党部代表。改组派南京分部负责人乘机策动吴健，推谷正纲做南京党部代表大会主席，提出反对三全大会指派代表问题，并指派李实散发反对蒋介石独裁的传单。国民政府如临大敌，布置大批军警，勒令解散代表大会。在冲突中，不少人受到军警铁蹄的践踏。 武的一手，指的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上层与地方实力派勾结，进行军事投机与冒险。1929年5月，汪精卫派陈公博回国，以“护党救国”为旗号，企图联合华北的阎锡山、冯玉祥，华中的唐生智、石友山，桂系的俞作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ｈóｎｇ＠②，粤系的张发奎、朱培德共同反蒋。但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这个反蒋阵线始终未能统一起来。1930年4月，汪精卫又参与了阎、冯联合发动的反蒋战争。同年10月，改组派联合西山会议派，麇集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组织国民政府与南京相对峙。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张学良率兵入关、阎冯反蒋战争的失败，参加扩大会议的各路“神仙”顿作鸟兽散。1931年春天，蒋介石为操纵国民会议选举，扣押立法院长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掀起轩然大波。汪精卫乘机再起，策动粤系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树起反蒋大旗。5月27日，他又拉扯陈济棠、李宗仁、张发奎、孙科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 蒋介石对改组派屡屡“捣乱”，自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整肃，手段也极为残酷。早在1928年秋，他就曾密令山东省党部头子刘连漪刺杀回诸城葬父的改组派骨干王乐平。王氏为人机警，侥幸由日照石臼所坐帆船逃亡上海。次年南京“三一四”事件后，蒋介石增强打击力度，毫不留情地对中央军校和中央政治学校的改组派进行清洗。他“除密令将军校大队长罗子实扣押外，并令首都卫戍司令谷正伦将改组派支部书记罗方中、委员朱伦、林凡野及中央政校分部书记窦培恩等加以逮捕。在军校和政校的许多改组派分子，也都先后失踪。”（注：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56页。）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为讨好蒋介石，闻风而动，逮捕“谷正鼎、段哲人及支部职员张翰猷”（注：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51页。）。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不甘落后，“借口清除改组派，下令派出大批军警，将敏成中学内的江苏省党部包围，蜂拥进入职员宿舍，不问青红皂白，将宣传、训练两部的大小职员，一一绳捆索绑逮捕而去。”（注：杨谷：《CC派与反CC派在江苏的一场斗争》，《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辑，第129页。） 虽然各地改组派屡遭打击，但上海总部的活动仍运转正常。尤其是骨干王乐平“做事很认真负责，思想也比较左倾，和一班知识分子青年也比较接近，同时他做事也很有一些决断才干。……对各地支部的指挥完全由他负责，在总部里的一切组织宣传、军事、联络以及经费筹措等工作，都是由他作最后的决定处理，事实上他成了改组派总部的总书记。”（注：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56页。）蒋介石意识到只要除掉王乐平，改组派总部及其在全国的组织就会瓦解，于是又派“他的最亲信特务陈希曾”精心策划（注：陈希曾系陈其美之侄，陈立夫、陈果夫之堂弟。），将王击毙于上海迈尔西爱路314号门口。“另有黄埔毕业生潘行健受伤未死，楼下看门的工友康瑞斋也先被打死。”（注：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198页。）王乐平被刺后，许多人都吓得不敢再到总部去。“后来虽迁移地址，改由朱霁青负责，但是他是一个没有能力、没有办法的人，……从此以后改组派的基层活动全面停顿，只剩下一些上层的官僚政客、失意军人，利用这块招牌，来作为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工具了。”（注：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57页。） 蒋介石集团的镇压，使改组派感到了刻骨铭心的痛与恨。尽管他们中的上层在晚些时候加入了南京政府，但这种特殊的情感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不可避免地造成其与蒋氏集团严重的疏离倾向。作为徘徊在政治核心边缘的群体，背负来自权力主体的猜忌与冷漠，便很容易为了“快意恩仇”而走向与民族敌人交易的泥潭。 　　二、改组派内部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荣辱与共”的政治利益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派遣代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谈判。胡汉民派、孙科派、桂系坚持要求蒋氏下台，南京方面索性与汪精卫派单独进行妥协。条件是：改组派退出非常会议，参加南京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由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行政院长；改组中央党部，举行四全大会；改组派除原来的中委外，增加委员10人。汪精卫经不起诱惑，以“共赴国难”为幌子，再次与蒋介石合流。 当时，改组派在南京政府分得的职位有：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顾孟余任铁道部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长兼中央民众训练部长。他们又拼命安插私人，将上述部门逐渐改造为改组派稳固的基地。 如汪精卫任命褚民谊为行政院秘书长，彭学沛为行政院政务处长，陈树人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唐有壬为外交部次长，李圣五为外交部司长。此外他还派李俊龙任驻纽约领事馆领事，赵惠谟任驻英国大使馆秘书，杨玉清任驻法国大使馆随员，黄大中任驻意大利大使馆随员，王某任驻荷兰公使馆随员（注：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202页。）。当然，也有不少人安插不下，他又煞费苦心地在外交部设一个编译室。编译人员工资优厚，算是荐任官，以后相继派往驻外使馆，如朱朴“被派到丹麦，周其庠被派到奥国，周咸堂被派到波兰，王庭珊被派到荷兰，……谢劲健被派到瑞士……。”（注：杨玉清：《我与汪精卫》，《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页。） 又如顾孟余在铁道部长任内，派曾仲鸣为铁道部次长，陈耀祖为铁道部财务司长，王懋功为正太铁路局局长（以后由朱霁青接任），范予遂为道清铁路局局长，周迪平为津浦铁路局长，周化人为津浦铁路副局长，邓飞黄为铁道部职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又遣王深林、周德伟到德国留学。甚至于当他离职之时，尚不忘以铁道部名义派范予遂、邓飞黄赴欧洲考察铁路事宜，并派孟广厚、张君平、余纯等人赴英国留学（注：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203页。）。 再如陈公博在实业部长任内，“第一个政务次长郭春涛，是改组派，也是国民党第二届中委。后来郭春涛去职，政务次长换上了孙科方面的刘维炽，改组派的谷正纲继任常务次长。李平衡担任劳工司长，李走后，由科长唐健飞继任司长。秘书厅罗方中任简任秘书。这些都是改组派的人。此外改组派在实业部担任秘书、科长的还有几个。”（注：王以文：《我所知道的陈公博》，《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1932年3月，陈公博出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趋势又拉扯王立哉为总务处长，黄梦飞为主任秘书，伍件衡为秘书，许闻天为工人科长，刘景健为特种委员（注：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50～152页。）。 派别内部的关照，使其成员养成对上层特殊的政治“忠贞”观念。如1935年6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部长汪精卫及次长唐有壬在汇报华北问题时，遭到蔡元培、吴稚晖的责难。汪虽不加辩白，却愤而辞职。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教育部长王世杰、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等迅速作出反应，相继提出辞呈，以示共同进退。同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刺，他随即电请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大部分改组派成员又再次退出各级部门。而以后随汪叛国的人员，也确实多来自改组派势力雄厚的行政院、实业部、外交部、交通铁道部。 正因为如此，汪精卫对旧班底是有“信心”的，从某种意义上也加强了他叛逃的“勇气”。据陈春圃回忆：“（汪精卫逃亡河内）当周化人从伦敦前来投奔时，汪精卫就叫他对外不要张扬，以自英考察铁路的身份回国返重庆复命，趁此机会拉人入伙。汪精卫交给周化人一笔钱，要周代交给跟他多年之中委每人3000元，并口头关照说：如能来归自然欢迎，此款即备作离渝旅费，若不能离开，亦请收下以备缓急之用……。”（注：陈春圃：《汪精卫集团投敌内幕》，《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但是，这次为汪精卫“抬轿子”的性质，显然与以往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迥异。多数改组分子在民族大义面前，最终站稳脚跟，没有滑到罪恶的深渊中去。如陈春圃回忆：“周化人自重庆返香港后对我说：钱他们都收下了，有的还感激涕零地说：‘汪先生在这个时候还惦念着我们，的确难得，我衷心感激’等语。记得领3000元的有12人。但这些人，并没有一个离开重庆来归。”（注：陈春圃：《汪精卫集团投敌内幕》，《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话说回来，也有部分改组派成员甘愿卖身投敌，为汪精卫殉葬。这批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与汪有亲戚关系，如陈春圃是陈璧君的远房侄子，陈耀祖是陈璧君的弟弟，褚民谊是陈璧君的妹夫；二类是改组派上层中“忠贞分子”，如陈公博、林柏生、周化人等。尤其是陈公博，汪氏投敌后，他没有立即响应，而是与顾孟余一样，在香港做起了寓公。不过，从内心深处，陈对汪仍抱有希望。他曾经对陶希圣说：“我与孟余跟随汪先生多年，二人不同之处，是孟余冷得下来，我冷不下来。”（注：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1964年版，第168页。）1940年元旦，高宗武、陶希圣宣布脱离汪伪政权，陈公博的“忠贞”热度却急遽上升，立即离港赴沪，投入了汪的怀抱。他的“义举”赢得陈璧君的啧啧赞叹：“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公博在香港陪母亲是孝子，到了紧急关头就马上归队，忠心耿耿真是忠臣”（注：陈春圃：《汪精卫集团投敌内幕》，《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三类是改组派中的“小伙计”，如焦莹、蔡培、朱朴、周迪平、许修直、戈定远、梅哲之、何炳贤、汤澄波、金家凤等。他们多靠改组派团体的荫庇，在国民政府内找口饭吃，地位既不重要，亦算不得巩固。为了新的荣华富贵，就不得不到上海“寻亲投靠”，做了汉奸。 来自《党史研究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