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争初期，我在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即后来的山东分局）担任组织科长。１９３９年２月，省委决定让我带领一个工作团，到鲁东南地区开展抗日活动，主要任务是组织抗日自卫团。这个工作团共有三四十人，大部分是省委党校学员和战地服务团员中的骨干。我记得有吴镜、兰陵、谭锡三、尚立斋、杨子荣、戴克（女）、毛洪（女）、赵波（女）等同志。
我们所到的鲁东南地区，当时泛指莒县、日照、诸城、赣榆等县和高密——胶县铁路以南一带地方。１９３８年８月，我党就在这里建立了鲁东南特委，景晓村同志是第一任书记。特委机关驻在莒北的桑园镇，对外称八路军二支队后方司令部。刘涌同志任二支队司令员，景晓村同志兼政委。我们工作团到鲁东南地区以后，先到桑园与特委取得了联系，说明了工作团来鲁东南地区的任务。随后，就到莒北的管帅一带开展工作。
管帅是莒县北部一个比较大的村镇，座落在五莲山区西部边沿，紧靠台潍公路。这里离特委驻地桑园镇只有三四十里路，但由于特委建立不久，活动范围较小，没有到达管帅一带，因此工作基础很差，群众对我党我军缺乏认识，对抗日救国也很不理解。
我们来到管帅一带之后，首先与当地的区、乡政府取得联系，请他们解决吃饭住宿等问题。那时的政府还掌握在国民党手里，莒县的县长许树声也和我们保持统战关系，这就为我们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和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我们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到处演讲、唱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号召全体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自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抵抗日寇侵略，解救民族危亡。同时，对当地一些地主士绅、社会名流，我们也做了许多工作，团结争取他们一起抗日。
为了尽快把抗日自卫团建立起来，我和工作团的同志们，不仅在管帅镇，而且经常到管帅周围的村庄去开展工作。大北杏是王尽美同志的故乡，工作基础较好，群众觉悟较高，那里有我们党几个地下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所以，我们到达不久，抗日活动就很快地开展起来了。也有一些村庄，由于长期处于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下，群众顾虑重重，不想干。但抗日打鬼子是人心所向，在我们宣传教育下，也很快把抗日自卫团建立起来了。自卫团成立的那天，我们在管帅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各村自卫团按照人数多少，分别编成了大队、中队和小队，集结在会场上，举着红旗，唱着抗日歌曲，群情振奋，场面十分壮观。
二
１９３９年３月，景晓村同志调任清河特委书记，分局决定我任鲁东南特委书记，我们工作团的大部分干部也留在当地工作，充实了特委和县、区机关。春末，特委机关进一步健全，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李仲林任组织部长；李均任宣传部长；崔介任统战部长，后兼民运部长；军事部长先由刘涌兼，谢辉任副部长。夏季，刘涌带二支队到沂蒙反“扫荡”后，谢辉继任部长；李纪德任青年部长；戴克任妇女部长；张敬堂任职工会长；袁子扬任秘书长。
健全后的鲁东南特委，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重点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团体。１９３９年５月，特委组织了１００多人的民运工作团，由我任团长，下设莒南、莒北、日照、诸城４个分团，大力宣传组织群众。在普遍建立自卫团的同时，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从此，鲁东南地区活跃起来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有组织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到处都听到抗日的歌声，村村都有抗日自卫团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一时也颇为有效地打击了汉奸的气焰。但是，当时我们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特别是还未经过减租减息解决群众物质利益，基本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所建的自卫团等只是群众性的自卫组织，并且有的领导权还未掌握在我们手里。因此经不起强大敌人的打击，敌人“扫荡”一来，自卫团等就几乎全部解散了。然而，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光明磊落，纪律严明，坚决抗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真正保护人民利益，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誉我们为“王者之师”，从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第二，大量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特委下辖几个县级单位：日照县委，书记郑子久；诸城县委，书记钮新民；胶县工委，书记郭有邻；赣榆工委，书记刘寄萍；莒赣临边区工委，书记白炎波。１９３９年夏，根据斗争需要，特委决定撤销莒赣临边区工委，以泰石公路为界，建立莒南、莒北两个县委。７月间，这两个县委相继成立，莒南县委书记白炎波，莒北县委书记尚立斋。秋天，我们又建立了高密工委，书记孔楚白。与此同时，我们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方针，党的组织迅速发展。截至１９４０年下半年，全地区６个县已有１９个分区委，７５个党支部，２０５个分支部，１１００多个党小组，几千名党员。为了培养干部，壮大党的力量，特委在上疃举办了两期青年训练班。到训练班学习的，都是各地党组织和工作团选送来的爱国青年和抗日骨干，也有从敌占区投奔来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们有的回家乡开展抗日工作，有的分配到工作团工作。这些爱国青年有的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刚来时，吃不了苦。但经过学习，又到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后，他们跟共产党抗日到底的意志坚定了，也能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了。后来这些人大部分入了党，成了坚定的革命者，不少人还成了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骨干。
第三，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当时鲁东南地区在我党领导下的部队，一是二支队，再是二大队。二大队由谢辉任大队长，我兼任政委，共有３００余人枪。后来高密伪三大队１００多人在李鄂等带领下起义，与二大队合编为特务营，李鄂任营长，王云午任副营长，蓝瑞生任教导员。特务营辖４个连，有四五百人，武器也好些了。除此以外，莒南、莒北、日照等县都建立了县大队，每个县大队有一二百人不等。１９３９年夏，日寇“扫荡”沂蒙，二次侵占了莒县城。我们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扫荡”斗争。但是，由于当时二支队已调走，我们身边无主力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抗日力量，我们特委机关不得不向莒南转移。当时决定，由我和谢辉、李仲林等同志率特委机关和二大队转移到莒南，崔介、李均等留在日莒公路北坚持工作。我们转移途中，在莒县城西公婆山与出来抢粮的一小股鬼子遭遇了，二大队与敌人展开战斗，掩护机关撤退，自己也受了点损失。后来我们转移到了十字路。十字路是莒南县的一个大镇子，我们到那里时，因武器不好，穿戴又不整齐，人家都看不起。因为谢辉以前当过涝坡乡长，在当地还有些名气，通过他在那里的活动，我们才吃上饭。那里的上层人物及群众很快就拥护并支持我们，部队的棉衣也解决了，而且还新扩充了一部分战士。
第四，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１９３９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鲁东南地区的国民党及地方反动势力开始和我们摩擦。但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对地方士绅名流反复宣传党的政策，指明抗战必胜的前途，提高其民族觉悟，团结争取他们参加抗日，帮助我们解决供应等方面的一些困难，收到了良好效果。赣榆县国民党县长朱爱周，倾向抗日，并要求我们派干部到他的县政府工作，于是特委派了吴镜、于克颖、辛明同志去工作。这样，那里的抗日工作开展得就比较顺利。朱爱周在１９４０年３月一次对日作战中身负重伤，为保全气节自杀殉国。我们和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一师的关系也很好。１９３９年５月，当时在山东分局跑交通的赵志刚同志向我传达了山东分局的指示，要我和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将军联系。当时一一一师在莒北一带。有一天晚上我去常部，由在常部做地下工作的张甦平同志引见。常非常客气，从枕头底下拿出延安出版的刊物《解放》让我看。他说：“以后我们要互通情报，你们部队小，我们部队大一点，可以支持你们，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我们帮助解决。”当天晚上我就住在他那里，第二天回到特委驻地。由于我们党的长期工作，一一一师在鲁东南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国民党许树声部的马营起义，也都是我们统战工作的结果。
在发动群众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又进行了政权建设。１９４０年春，相继成立了莒县、日照两县抗日民主政权，谢辉任莒县县长，刘鸿若任日照县县长。我们和许黑子（许树声）对着干，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县、区政权的建立，对各项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
１９３９年夏，中共山东一区党委建立，鲁东南特委改称五地委。
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中，鲁东南地区的一切反民主的力量，特别是顽固派和反动会门结成反革命统一战线。国民党诸城县长兼保安旅长梁钟亭，控制了五莲山区；原国民党保安十二团团长、投敌后变成滨海警备司令的李永平，控制了泊里、贡口；土匪出身的伪保安二师师长张步云，亦正向五莲山区发展；伪保安六团团长张希贤活动在诸城官庄一带；伪保安十六团李延修控制了日照街头以东地区；莒县的许树声控制了莒北一带；反动会门“万仙会”也开始猖獗。他们相互勾结在一起，对活动在泰石路以北的我党政机关和部队形成了包围之势。
“万仙会”是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卵翼下的一个反动迷信组织，它的总头目是莒县汀沟的大地主、大汉奸于经武，它的宗旨是反共反人民。这个反动迷信组织，所以能够迅速发展起来，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我们所控制的地区，当时未进行“双减”，基本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许多人对我党抱怀疑观望态度；二是我党扩军过急，在一些地方起枪派款，违背了党的政策，损害了群众利益，造成了不良影响；三主要的是敌伪顽联合反共，他们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对我党我军大肆造谣污蔑，借群众中的封建迷信思想，采取“吃拥饭”、“滚雪球”的办法，强迫群众参加。“万仙会”处处和我们作对。开始，我们认为它虽是个反动组织，但它的成员多是受蒙骗的群众，投鼠忌器，不忍还击。他们把我们的忍让看作是软弱可欺，特别是九支队开到泰石公路以南地区之后，他们活动更加猖獗，袭击我驻周家庄的部队休养所，残杀伤病员、地方工作人员和家属。１９４０年５月间，他们竟集合了几千名会众向我进攻，妄图一举消灭我们地委机关。为了打击“万仙会”的反动气焰，地委命令特务营一个连扼守岳疃，反击“万仙会”的进攻。但“万仙会”仗着人多势众，蜂拥而上。我们这个连队是新建的，缺乏战斗经验，没有顶住他们的进攻，一下子退到了黄山口。后虽被我特务营击退，但从此“万仙会”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我们鉴于当时形势，决定地委机关撤到泰石公路以南的草岭后，与九支队会合。不久，作出了打击“万仙会”与恢复路北地区的决定，从一支队二团、九支队和地委特务营抽调了战斗力较强的７个连队，配备１０余挺机关枪，由刘海涛、刘其人指挥，越过泰石公路，突进到“万仙会”会众集结地石门一带。战斗打响不久，“万仙会”的首领被刘海涛同志击毙。会众们看到头目已死，慑于我军威力，不战自乱，四处溃逃。
但当时路北总的斗争形势，出现了敌伪顽与地方反动势力合流的逆转局面。根据上级指示，五地委于６月作出３项决定：１、地委特务营、莒北县委和莒北、日北的区乡政府一律南撤；２、党的工作转入秘密，凡已公开的党员一律南撤；３、留莒北三区区委书记杨子荣，以古家沟为依托，联络并指导日、莒边区的秘密工作在这一时期，高密工委书记孔楚白和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李檀钧、胶县工委的何健华等同志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杀害；在胶县工作的刘夏峰、毛洪等化装撤到路南。诸城县委书记钮新农、组织部长白长洲被张希贤部逮捕，关押在高戈庄近１月，才越狱逃出返地委。６月１９日“万仙会”千余会众包围了阎马庄，捕杀我党员、群众３０余人。
四
总起来讲，这一段鲁东南地区的工作，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政权建设和群众运动诸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在我们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肃托”事件，教训是沉痛的。对此，组织上做了纠正平反，死难同志得到昭雪，被冤屈的同志恢复了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