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专访雪珥
恭亲王：绝版之外
旅澳学者雪珥以其在海外收集的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其自身的历史涵养，在本报完成了系列历史专栏“绝版恭亲王”。和雪珥以往的历史作品一样，“绝版恭亲王”的写作意图绝不是只着眼于100年前。对于作者的创作心路和历史观，本报记者进行了越洋采访。
“老二性格”
《中国经营报》：“绝版恭亲王”系列告一段落，读者通过恭亲王这一晚清政坛二号人物，得以一窥清廷政局之堂奥以及清末改革中坚人物的坚守与无奈。作为将这一切呈现给读者的人，你为何选定了恭亲王这个人物，他的哪些性格吸引了你去探究？能不能谈谈你从开始关注到研究恭亲王的过程？
雪珥：二十多年前，我痴迷般地喜欢上了一本书，那就是尼克松著作《领袖们》。这位美国前总统在书中如此描绘中国总理周恩来：“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尼克松当然不会明白，在中国的舞台上，聚光灯必须、也只能照在一个人的身上，其他人则必须谦恭地将自己湮没在巨大的阴影下，明智地躲避着、或者耐心地等待着聚光灯。
那时，我刚刚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求学，在几位师长的帮助下，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当我读完几本讲述洋务运动的书后，书中那着墨不多的恭亲王，却令我总是想起尼克松的这段评述。
那位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就成为国家掌舵人，之后又被历史贬低到无限小的恭亲王，是否就是中国特色的从政之路的典型呢？我对此很感兴趣。但这种兴趣，只是一闪而过。从1987年赴北京求学，到1999年移民出国，这12年间，中国大多数人都难以安宁地守着一张书桌了。恭亲王，连同周恩来一道，被忙碌的名利追逐扫出了我的关注范围。直到2002年我重新回国，并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漫长六年间，为了抵御孤独和诱惑，重新提笔写作，并将笔端伸向我最感兴趣的中国改革史时，那个阴影中的人物，才回到了我的脑海。
在我今年撰写的恭亲王专栏中，我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那阴影中人物的共同点：老二性格。恭亲王曾经是有棱角的，在“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的“一国两制”早期，权力的重心在恭亲王手上。但在经历了几次碰撞后，他彻底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帝国的管家，而太后们才是真正的女主人。自此，那个神采飞扬、风度翩翩的恭亲王就不见了，郁郁寡欢，忧谗畏讥，言辞谨慎（“谨言”却未必“慎行”），成天忙于事务，只管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老二性格”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令我震撼的是，在参观整修如故的恭王府时，我在百年的宫墙发现了一些40年前的红色标语，其中就有：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那一刻，我真感觉头皮发麻，对历史的无情和荒诞充满了敬畏。
《中国经营报》：作为一个体制内改革派的代表，恭亲王身上似乎充分体现了一个体制内改革者对改革分寸的拿捏，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其自身的哪些纠结和矛盾？这其中，有哪些是恭亲王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
雪珥：我们常说的所谓“局限”，其实就是观察者以自己的标准、以当下的标准、乃至以自己在当下的利益诉求为标准，去丈量历史人物所发现的那些不如意的地方。认为历史人物都有“局限”，这本身有一个逻辑前提：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今”必胜于“昔”，“新”必胜于“古”。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今”与“新”往往就是“昔”与“古”的某种翻版而已，绕了几十上百年的圈，抬头一看，可能又是回到了起点。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无奈之处，所谓“势禁形格”。所以，我更愿意谈论的是恭亲王的“势禁形格”，而不是他的“局限”。
我曾经很深地介入体制内的运作，几乎零距离地观察了浙江这个改革开放前沿省份在上世纪90年代的全面蜕变。在开设财经专栏时，我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意思但也很尖锐的观点：浙江的发展，关键是受益于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不作为。
主观上不想折腾、客观上无力折腾，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这其实也是恭亲王发动体制内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恭亲王能够四两拨千金、举重若轻而且保持自我低调的原因所在。
从民国开始，主流史学界多认为晚清的改革，胆子不够大、步子不够快，并且总是羞羞答答地不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评价就是典型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改革的具体操作，首先必须有人、也就是操盘的团队，还必须有机制去贯彻落实，但这就出现了巨大的矛盾：现有的干部队伍腐败严重，行政体系运行艰难，而短期之内又无法重建一个行之有效的团队和体制。李鸿章晚年自嘲为“裱糊匠”，其实，改革者的定位就是“裱糊匠”，因为他不可能什么都推倒重来，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何况推倒重建的新屋子，其问题未必会比旧屋子少。这种无奈，也决定了改革是渐进的、是缓慢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
其实，一个由体制内主导的改革，其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稳固政权，以达到“大治”，绝非“大乱”。那种对如火如荼乱象的期待，其动机无非是浑水摸鱼而已。先砸烂了一切再说，“越乱越好”，“不破不立”，“破”了之后能否再“立”、如何再“立”并不重要，一切等老子手上有权了再说，这正是恭亲王临终前告诫光绪皇帝要多加警惕的。
恭亲王最主要助手、被西方公认为最坚定的改革者文祥，就不止一次地告诉洋人们，如果操切行事，大清改革将走向反面。这在戊戌年和辛亥年的改革大跃进中，都得到了验证，改革沦为争权夺利的幌子，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中国经营报》：恭亲王的改革努力并未让大清避免覆灭的结局，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你觉得恭亲王的改革为何没能拯救大清，而以他为代表的体制内改革者在历史上是否有带领改革走向成功的机会？
雪珥：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改革只能治病，却未必能救命。在治疗过程中，在手术之前，尤其是大的手术之前，必须要有预案，保护好心脏和大脑。而心脏和大脑，我认为就是改革者赖以行动的权威资源。我在上本书《国运1909》中多次谈到，清帝国的覆灭，不是因为其改革不够快、不够猛，而恰恰是因为改革超速失控。我会在即将开始的有关辛亥革命的专栏中，再细致阐述这些看法。
恭亲王这样的体制内改革者，当然是有机会成功的，但需要他们随时注意自己要害部位的保护。恭亲王在临终前叮嘱光绪皇帝小心康梁等，其实正是老成谋国之言。那种认为一旦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放开放开再放开，宁右勿左的极端想法，如果不是出于天真，就是出于某种别有用心了。改革从来不应是极端语言的游戏，执行力在其过程中至为关键。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因为政权的最终覆灭，而否定了改革的作用。改革的作用，不仅及于当时的政权，更及于整个民族。发轫于恭亲王的近代改革，超越王朝更替和种族的界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具有深远的意义。自恭亲王之后，只要有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即使是那些草莽出身的统治者，也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实行类似的改革，张作霖的东北、阎锡山的山西、马家军的甘肃，莫不如此。
权威护航
《中国经营报》：你通过对恭亲王及清末改革成败的回溯，一直在强调权威性是推动改革的前提，但改革本身就是对现有利益权力格局的调整，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改革者的权威性呢？
雪珥：改革往往就如同在迷雾中行驶，没有权威性资源做保障，不仅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落实，会被官僚体系在执行中走样，而且在面对激烈的利益冲突时，改革将严重受阻，中途夭折，甚至倒灌。
恭亲王临终遗言，并非反对改革，而是提醒光绪皇帝要慎重，欲速则不达。戊戌变法失败带来的最大影响，不是那个儿戏般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喊停，而是光绪皇帝及整个中央的能力和权威受到严重损害。为了保住光绪的皇位，慈禧太后出面和稀泥，并且以册立“大阿哥”的方式，来安抚愤怒的既得利益者们，从而导致了“极左派们”的全面回潮，一路往左飞驰，直到酿成义和团的大动乱。国家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由戊戌的“极右”转向庚子的“极左”，直到辛酉变法开始才回到正轨上来。但在这一大折腾中，帝国仅存的元气即中央权威资源几乎耗尽，从而点燃了十年后分崩离析的导火线。
如何维持和不断增加权威资源，是对改革者能力、毅力和手腕的考验。这方面，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们，有不少精彩的阐述，也在中国得到无数人的关注，受到很多争议，专家或自诩为专家的不少。我不是个政治学学者，没有能力提供药方，我只是个努力回到历史现场的“记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发掘，给大家提供一些细节而已。
《中国经营报》：以恭亲王为代表的王朝势力推动的改革是一种渐进模式，以清末各种势力的博弈态势为例，在这种渐进改革路径中，如何不断的化解集聚起来的风险呢？
雪珥：有利益调整，就必然有利益冲突。
有的冲突是根本性的，比如干部下岗分流，被分流的人，当然不高兴了，而这恰恰是晚清改革迟迟难以涉及政治体制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不肯放权、让权，而是那些寄生在旧体制上的官僚们难以安置。精简政府机构，这自始至终都是晚清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恭亲王时代不敢涉及，因为国家刚刚从内忧（太平天国运动）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及中法战争等）中复苏，需要一大批干部、哪怕是贪官污吏或不称职者。思想观念不一致，这比较容易解决，恭亲王就常将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们，直接安排到总理衙门工作，让他尝尝当家人的感觉，大多数人几乎都成了彻头彻尾的改革派。但涉及到利益冲突，那就不是“换位思考”能解决的。
恭亲王一死，戊戌变法就先拿公务员开刀，结果反弹力量大到差点端掉了光绪的皇位，这可不是什么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就能解决的。直到1906年袁世凯主持干部人事体制改革，他这么强势的人物，最后也只能草草收场。实行宪政改革之前，慈禧太后征询出洋考察的载泽和端方等的意见，他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立即进行，因为它不仅利国、利民，而且利君，因为可以保障皇帝“世袭罔替”，但就是不利官，这是很精辟的见解。
从晚清的实践来看，中央化解改革积累的风险，多采取延迟甚至取消改革的办法。但放弃具体的改革措施，并不意味着旧有的矛盾得到解决，新旧矛盾越积越多，到最后终于积重难返。这也是选择循序渐进的改革的代价，如果选择剧烈的“休克”疗法，或许能彻底解决一些问题，也有可能就此昏死过去成了植物人。
《中国经营报》：你的写作，有一个国内学者无法取代的优势就是对大量海外史料的掌握。通过你对一些海外史料的钩沉，我们发现，清末的国际环境并没有那么险恶，而且西方列强似乎对中国的改革及改革者一直抱有某种期待，这是历史的真实吗？还是你矫枉过正的结果？当时的国际环境怎样影响了清末改革路线？
雪珥：并非我矫枉过正，而是历史本身已经被后世有意识地误读了。
晚清的国际形势，正如恭亲王等所分析的，只要自己处置得当，就很难出现列强“合而谋我”的局面。在恭亲王的年代，列强中除了俄国和日本，几乎没有国家真正是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当然，它们都在索取各自的利益。
后世总是批评恭亲王和李鸿章等的“以夷制夷”政策，但那些批评者似乎也没有能力回答：作为一个弱国兼大国，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除日俄两国之外，中国的稳定、富裕乃至逐渐强大，与列强的根本利益并没有冲突，甚至还有促进。这也是列强之所以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决心援助大清政府，而非那自称是耶稣弟弟的洪教主。可以说，恭亲王执政后，中国争取到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就得意于这一时期的和平与均衡。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恭亲王等的改革路线就是要成长为西方那样的强国，同时尽可能地保留自己“最具有先进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这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区别只在于，大清国能动用的中央权威资源，被迅速消耗，而日本却通过尊王攘夷等，强化了中央的权威资源，迅速将改革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