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你如何跳得过文革这一页

四 　　有一个话题不得不涉及，有一种感想不得不抒发。 　　在给死刑囚徒执行死刑时，有一个古老的侮辱仪式，就是将一个写有死囚名字并在名字上打上“×”号的纸牌或木牌，插在死囚的后脖衣领里。这个仪式的设计意图不知是为了向广大的看客公布死者的姓名，还是为了强迫死囚无法抬起头来，从而能够始终保持低头伏法的姿式。可是用尊严意识看来，它是一个有辱人的尊严的仪式。即使是用现代法律眼光来看，它也是法律之外的规定，是一个充满了邪恶欲望（侮辱人的欲望）而故意保留下来的一个行政行为。 　　不说执刑前要请牧师来表示“临终关怀”。我们没有时间搞那样的假“关怀”。那么，在执行死刑前，对于即将被执行死刑的人，我们应该不应该给予一点“临终尊重”？在执行死刑之后，对于被执刑者的遗体，要不要给予一点“遗体尊重”？纵使马上要处死，可这尚未处死的人还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生命，我们为什么不能尊重他？在他被处死以后，他的遗体依然是人的遗体，是一个生命的遗体，我们怎么敢于不尊重他？ 　　中国，这个向来以地大物博自我标榜的中国，历来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统治机器。为了维持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个机器每天消耗着最多的社会财富。在如此庞大的行政开支中，为什么独独没有给死刑囚徒执行死刑的子弹开支？当一个儿子，或者是一个女儿，因了他（她）的高贵的思想被官方处死时，当他（她）的老母亲因此而悲天恸地时，两个大盖帽制服威风凛凛地站在这位老太太面前，严正地向她收取子弹的费用。也就是要这位悲恸的母亲，亲手买下政府的子弹，用来杀死她的高贵的儿子，或者是她的高贵的女儿。这样的无赖行为，在别的地方是不是也出现过？在中国，多年以来竟然将此看作是理所当然之事。到了九十年代，事情有了飞跃性的发展。那位老母亲所必须支付的钱，由简简单单的子弹费，发展为一笔数目不小的慰问费。如何慰问？慰问什么？这笔钱用来给刽子手等一杆人马开设筵宴，洗血庆功。也就是说，那位老母亲必须费尽心力筹措到一笔钱，用来买人杀死她的儿子或女儿。这样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奇怪的道理，这样的逻辑，实在是世界上最奇怪的逻辑。 　　在文革中，许多政治“犯”被执行死刑时，都不通知家属。执刑后死难者的遗体就被遗弃给荒野和蛆虫。那些可怜的家属，可怜的父母，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正在承受什么样的折磨，什么样的凌辱。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死于何时，死于何地。不知道自己的亲人给文明的医生挖去了几块肝几块肺，给尚不知道文明的畜生撕断了几根手指几块肌肉。在死囚遭受屠杀的时刻，所有的亲属都因此而受到非人的折磨和凌辱，所有的同类的安全和自尊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一切都是不需要回忆的，它不只是曾经发生过，而是至今仍在发生着。我们却打算对此永远沉默下去，不但以不想更改的制度和习惯沉默下去，而且以看客的方式永远沉默下去。 　　既然它至今无法成为一个话题，我又到哪里去抒发什么感想。 五 　　有一些事牵动我们的心，是因为它残酷。有一些事牵动我们的心是因为它麻木。有一些事牵动我们的心是因为它下流。而有一些事，它之所以牵动我们的心，则是因为它既残酷，又麻木，又下流。这些事往往并不重大，它只是一些小事，一点也不惊天动地，甚至还不足以引人注目。可是如果有这样一件小事，它把一种人群或者一种文化的残酷、麻木、下流集中于一身，它也就是集中体现了这种人群或者这种文化的内在奥秘。所以这种事一旦发生，就会永远存在。无论你是否有勇气正视它，无论你是否有勇气回忆它，无论你是否有勇气反省它，它都会顽固地存在于你的神经上。你想摆脱它，可它不想摆脱你。它会死死地纠缠着你。 　　文革中所发生的这一类故事，谁也讲不清究竟有多少。因为他每天每夜，每时每刻，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灵魂的地狱里，疯狂地生长着，繁衍着。可是这样的故事我们只要知道一个，就足可以惊起灵魂的喧嚣和颤抖。我们只要真正敢于面对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所孕含的一种人群和一种文化的全部残酷、麻木、下流，就会完整而毫无保留地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来，展示出来。 　　我们发生过这样的故事吗？是的，发生过。 　　我们知道过这样的故事吗？也许我们听见过，甚至还曾看见过，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不曾知道过。 　　我们记忆过这样的故事吗？没有，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在它发生时，就有意遗忘了它们。我们一直拒绝记忆。 　　我们回忆过这样的故事吗？没有。我们当时既然没有勇气记忆，事后当然也就没有勇气回忆。何况，回忆需要时间，需要特定的心境。我们一直忙于残酷，忙于麻木，忙于下流，我们没有时间回忆。 　　可是我们需要回忆，需要在此时此地承受回忆的痛苦，并把它化作这种人群和这种文化的永恒的记忆。 　　为了回忆和记忆，我们首先需要陈述，需要陈述真实。回忆只不过是陈述展开的一种方式。或者这样作一个修正：陈述乃是回忆赖以发生的契机。 　　“回忆一下吧，阿拉巴巴。”在一个阴暗的夜晚，回忆一个世纪的阴暗。用一个阴暗的夜晚，清理一个阴暗的世纪，和一座阴暗的地狱。 　　让我们从一个细节开始吧。 　　时间：１９６６年某月某日。地点：中国最早兴起现代文明的城市上海。人物：中国最具有现代文明信念的作家、安那琪主义信奉者巴金。事件：巴金先生看见上海的大街上已经出现了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知道那残酷的批判和斗争不久就要落到自己的头上。为了在挨斗时表现得老实一点，以减少所受到的折磨，巴金回到家里后，就对着穿衣镜练习低头认罪、弯腰求饶的动作。意义阐释：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巴金是追求最热烈、情感最纯洁的文化人之一。在１９４９年的社会大变动中，他是文化人中唯一一位不要官位、单位和职务的人，他显然是想通过保持自己的身分独立来求得人格上精神上的独立。今天看来，他当时的追求是太超群脱俗、太高贵了。可是十几年后，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造和扭曲之后，巴金的内在力量几乎丧失殆尽。民族生活中真正残酷的一面完整地呈现在他面前时，他终于彻底意识到了没有任何个人尊严的空间。他将头沉沉地低下去，实际上是撞响了一个民族的丧钟。他将腰沉沉的弯下去，所折断的不只是他的个人尊严，同时也宣布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和一个民族的集体尊严的倾覆与毁灭。将一个尊严意识极强的绅士摧折到这一步的社会、民族、文化都是有罪的。感慨：若干年后，当巴金先生在写作他的随想录和回忆录时，通过对这一残酷事实的陈述拯救了他的个体人格。他因为敢于面对事实的丑陋和残酷而重新站了起来，可这个曾经无情地将他逼进地狱的民 族却因为拒绝忏悔而继续趴在巴金先生的脚下，怎么也不想爬起来。 　　还需要说得更多吗？那我就再作一个提示吧。在同样的时间，在相近的地点，在上海附近的杭州，在最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文明的空间：一所大学。就在杭州的一所大学里，发生了世界大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故事。为了更有效地进行阶级教育，他们举行了一场活人展览。他们把学校里的阶级敌人找来，给他们分别贴上不同的标签，分别标明这个是工头，这个是资本家，这个是账房先生，等等等等。然后将他们陈列在展览室里，要他们按照既定的要求做好各种姿式，供革命群众参观。解说员用鞭子在他们身上庄严地指指点点，向前来参观的革命群众愤怒地控诉他们的各种罪行，借此对革命群众进行神圣的阶级教育。 　　我很想把这个故事讲得详细一点，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故事。我向来喜欢从一个小故事中就能看出一种环境的残酷和一个群体的下流这样一类故事。这样就免得我去读更多的故事。因为我懒于读太多的故事。这样下流的故事一辈子只要读一个也就够了，谁有力量整天泡在这样的故事里。只要读得详细一点，一个这样的故事就足够我们咀嚼一辈子，消受一辈子。可是我没法把这个故事读得更详细，也没法把这个故事讲得更详细，因为时代一直在遮掩这样的故事。在公开的出版物中，我只在八十年代的一张《光明日报》上读到过一则有关这个故事的很短的报导。但读过一次也就永远记住了。后来留心有关文革的书，想读到关于这个故事的更为详细的介绍，可是再也没有读到过。有人说文革“三十年无祭”，我看不只是无祭，而是没有陈述。连陈述事实都还没有开始，还能有什么祭呢？巴金提议过建立“文革博物馆”，我看不妨就建在这个活人展览馆里。在我们有意展览历史之前，这里已经发生过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展览。此中是不是真的含有冥冥上苍所留给我们这个不幸族群的某种启示？ 　　我们用不着因为这个故事太简单而感到遗憾。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同样的故事中补充细节。在河南省的某个农村，一个粗通文墨的人所受到的迫害和凌辱，决不亚于当时被当做全国重点靶子的著名知识分子。就对于个人尊严的摧残和折磨而言，这位乡村知识分子的遭遇也许比杭州那个大学里的知识分子更加悲惨。他不但要将自己作为一个坏人展览给革命群众，而且还得在舞台上表演自己的“罪行”。仅仅展览还可以默默承受，他却不得不在内心完成一个从被动承受到主动表演的心理转换和精神升华。革命运动对他所提出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对他所实施的教育和改造实在太神奇了。 　　让我们读一读这位不幸的人临死之前给我们留下的回忆文字吧。“大会开始了，主持人讲话了。这时，我们大队的造反派把我叫到主席台后边，声色俱厉地问我，你老实不老实？老实。你想死呀想活？想活。想活了你就老老实实听话，你敢别扭一下，今天夜里就打死你。我听话。听话了就告诉你，我们今天夜里同台演出，我们是革命群众，你当反革命。我心里一沉，我这一辈子还没有登台唱过戏，要配合不好演不好，惹革命恼了可不得了。我沉默不语。斗争会开始了，我扛着刘少奇就主动上台，他们不让扛刘少奇，说，你弯着腰上，偷偷摸摸四下看看再上。我很听话，就从幕布后边溜到前台，弯腰弓脊四下看着。这时从那边幕布后跑出来几个男女民兵，手持钢枪，猫着腰蹿上来抓住我的领子，说，这不是反革命分子乔典运吗？你半夜三更跑出来干啥？剧情就开始了，这个问我是不是想偷？那个问我是不是想抢？这个说我想放火，那个说我想下毒，我的台词只有一个字：是。革命民兵很说了很唱了很控诉了一阵子，派一个民兵下去把刘少奇拿上来交给我，叫我抱，叫我扛，叫我亲，然后几个民兵端着枪押着我下了台。原来这叫艺术斗争，我出了几身冷汗。”（引文出自乔典运《命运》，见《莽原》杂志１９９７年５期） 　　在所有这一类故事中，在这一系列最下流的恶作剧中，由于倒下去的不是身躯，所以我们看不到。由于流出来的不是鲜血，所以我们看不到。由于哭泣的不是喉咙，所以我们听不到。由于咆哮的不是江河，所以我们听不到。由于扭曲的不是流水，所以我们感觉不到。由于毁灭的不是呼吸，崩溃的不是悬崖，所以我们感觉不到。然而，那支撑和维系着人类文明的一切美丽的东西、一切高贵的东西，都在这样奇怪的革命运动中崩溃了、毁灭了。我们没有感到罪过，没有感到恐惧和绝望，那仅仅只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而已。 六 　　如果仅仅把文革理解为一场红卫兵造反运动，这样的理解未免太狭窄了。文革决不只是红卫兵的夺权运动，也决不只是毛泽东打倒他的政治对手的运动。文革比这个要丰富得多。文革是一种奇怪的革命理论在逻辑上所达到的颠峰状态，这种颠峰状态就是对社会的全面破坏和凌辱，对文化的全面否定和摧毁，对人性尊严的全面敌视和仇恨。它与一切美好的东西势不两立，与一切人的尊严和权利势不两立，与一切文化和由文化所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势不两立。文革既不是开始于１９６６年，也不是终结于我们认为它业已终结的那一年。文革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把中国古代的所有文化遗产命名为封建主义，把外国自古以来所有的文化遗产和现代中国所有的文化遗产命名为资本主义，把正在从斯大林极权专制下摆脱出来，逐步回归到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中的苏联文化命名为修正主义。总而言之，全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文化，和由这些文化所建立起来的人性的尊严、家园的秩序、天国的理想，全都是肮脏的，全都在扫荡之列。古今中外，何时何地曾经见识过这样奇怪的“革命”？秦始皇当年所“坑”者只是“儒”，而留下技术专家为社会服务。所焚者只是思想之“书”，而留下技术之书供社会使用。因为他还愿意普天之下都把这日子过下去。可是他的后人却连技术之人和技术之书也要命名为“反动技术权威”或“白专典型”或“资产阶级某某学”之类，予以否定和取缔。列宁曾经说过，要用人类文化的一切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可是他的整天念叨着“革命”和“解放”的中国学生却决意要毁灭人类文化的一切财富来“解放”自己的头脑。这样的文化灭绝，确实只能被命名为“革命”。而且，这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 　　革命确实是壮美而又令人激动的，革命所留下的废墟却让人感到恐怖而又凄凉。烈火确实是红艳而又辉煌的，烈火所留下的残骸却是黑色而又绝望。今天我们终于知道，直到今天我们才能够知道，文革所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大堆冤案，一大堆无辜的尸骨，一大堆人格凌辱与创伤，文革还留给我们以灵魂的黑暗。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被切断了一切文化资源，我们的灵魂得不到任何滋养、哺育和照耀。于是，我们的灵魂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地狱，一片黑暗，一片阴森恐怖的黑暗。 　　无从仰承任何文化资源的人，在精神上当然就一无所赖。所谓一无所赖，也就是无赖。所谓灵魂的黑暗，就是无赖。正因为我们首先被培养成了无赖，我们才能闹得出文革这样的无赖把戏来。我们越是在文革这样的无赖把戏中狂欢，就越是会变成更加彻底的无赖。当我们宣布文革结束时，我们以为这只是一场政治运动，以为它的影响很快就会过去。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一直处于某种亢奋之中，一心要把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从那种可怕的黑暗中拯救出来。是八十年代末的彻底失败促成了我们的彻底反思和彻底觉醒。在这场残酷的失败中，我们才发现在所有的黑暗中，最最可怕最最无奈的黑暗恰是我们灵魂的黑暗。 　　精神上无所依赖的人，只有在各种各样的狂欢中放纵自己的感官和感觉，而没有相应的怀疑精神和反思能力。当我们在文革的炮火硝烟中呼啸猛进时，我们一点也没有反思它的合理性和它的后果，仅有的少数反思者，诸如遇罗克、林昭、李九莲之类，全给我们（这里应该写作我们，而不是写作他们）杀害了。今天，当我们在金钱中重新获得狂欢的机遇时，我们一点也不比文革中的狂欢清醒一些。我们拒绝反思它的合理性，拒绝审视它的可能的后果。我们除了象一个无赖那样嘻皮笑脸，除了象一个无赖那样疯狂攫取，什么别的都不管了。正义、尊严、平等、自由、良知、悲悯、同情、羞愧、祈祷、拯救、文化理想、制度创新、价值的依托、灵魂的归宿……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思维之外，在我们的关注之外，在我们的愿望之外，当然，更在我们的现实关怀之外。如果有一天，我们企图摆脱我们的无赖境遇，重建我们的“人类”生活，我们将无从想起这些使人类能够自称为人类的价值信念和精神品格。那个时侯，我们将会真正意识到我们灵魂的黑暗。而今天，我们依然企图跳过文革，跳过灵魂的黑暗，在满足物欲的狂欢中潇潇洒洒地进入天堂。可是，我们企图跳过黑暗灵魂的时侯，正是我们继续为灵魂黑暗付出代价的时侯。在继续付出代价的方式中，最有戏剧效果的，当然是在某个憋不住的时刻，在某个被内心的黑暗和恐惧折磨得忍无可忍的时刻，重演一场三十年前的滑稽剧。我有十足的自信心预言，那场滑稽剧的残酷，那场滑稽剧对这个民族的破坏、对于人性的凌辱，大约会十倍于三十年前的那一次。 　　三十年无祭。三十年无思。三十年无耻。三十年灵魂黑暗。 　　我们也许真的要为我们的灵魂黑暗付出更加惨重

[align=center][size=5]“红宝书”风霏全国的前前后后 [/size][/align] 改革实质私有化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严格意义上讲，“红宝书”应包括各种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但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红塑料封皮特制，人们心目中的“红宝书”往往专指《毛主席语录》。那么，这种把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中的警句和主要观点汇集成册的《毛主席语录》，是怎样编辑出版，又是如何风靡全国乃至全球的呢？ 林彪要求背诵毛主席的话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红宝书”迅速风靡全国，与林彪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至８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通常所说的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遭到全面批判，并被调离国防部工作岗位。９月，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林彪掌控军权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开始在全军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１９６０年９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议题，对建国后我军的政治工作作了总结。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要求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推向新高潮，并提出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一决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随后由部队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１９６０年九十月间，林彪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１９６１年１月，他在“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又添加了几句话，拼凑了一套所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吹嘘为“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 １９６１年４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在这之前，他还曾主张要把毛主席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 《毛主席语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编发出来的。 《解放军报》率先刊登毛主席语录根据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从１９６１年５月１日起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 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全军官兵“活学活用”。 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任务，解放军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当时在报社资料室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语录卡片资料工作的田晓光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每天下午在报社的编前会议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然后由她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 开始几天，这项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但过了一段时间，麻烦就出现了，有时把《毛泽东选集》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时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的李逸民感到这是林彪交付的任务，不选又不行，选又选不出来，十分为难，便向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请示。本来就对林彪这套做法不满的罗荣桓立即答复：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西天佛祖在哪里。经罗荣桓元帅这么一说，李逸民如释重负。 但是，林彪的指示还得要执行。《解放军报》仍然不敢不继续刊登毛主席语录，而且工作量比以前大大加重了。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报社决定派出以副总编辑唐平铸为首的一行人到其他报社参观取经。 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泽东著作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通常所说的“语录”，作成卡片，分门别类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唐平铸深受启发，回到北京后指示解放军报社有关同志立即赶赴天津，用最快的速度将这些卡片全部抄了回来，并由田晓光负责重新整理。田晓光十分珍惜这些卡片，按照自己所设的专题将其重新排列，并把以前积累的有关语录充实进去，还一一作了校对。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田晓光等人的工作就显得较为轻松，按她自己的话说，“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了”。后来出版发行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 的。 林彪看到《解放军报》天天刊登毛主席语录，十分得意。１９６１年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解放军报》上天天有毛主席的语录，编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导员难解决问题，不过不要多，而要好。” 在得到了林彪的充分肯定后，《解放军报》资料室又扩大了工作范围，在为报纸选登毛主席语录的基础上，又时常结合当时全党全军的中心任务，汇编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并大篇幅地在《解放军报》上集中发表，如１９６１年就先后编辑发表了《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联系实际》等专题语录汇编。后来又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论领导作用和工作方法》等。 正是有了这些专题汇编作铺垫，田晓光等人向报社领导提出了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想法，得到了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于是便开始了筹划工作。 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问世，田晓光等人的建议与总政治部领导的想法不谋而合。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唐平铸将田晓光等人的建议上报总政领导，总政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并指示解放军报社立即着手编辑，将其作为此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由于时间紧急，唐平铸用电话把总政领导的这一决定通知了田晓光。田晓光放下电话后，立即拟定了编选计划，得到报社领导批准后，马上开始了《毛主席语录》的编辑工作。 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除田晓光外，还有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他们为了方便工作，住到了解放军报社，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夜以继日地苦干了一个星期，仍觉得速度慢。最后索性搬到了印刷厂办公，一边编辑，一边排版，一边校对，一边印刷，终于在１９６４年１月５日将征求意见稿正式出版了。这本征求意见稿命名为《毛主席语录２００条》，１６开本，共设２３个专题，收录毛泽东各个时期的警句２００条。 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们拿到这本征求意见稿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并建议增加相关内容，迅速印发全军各部队，为广大官兵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进一步推动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开展。 根据会议代表的意见，田晓光等人又花了５天时间，对《毛主席语录２００条》进行了增补。 增补本更名为《毛主席语录》，仍为１６开本，共设２５个专题，收录毛泽东语录２６７条。 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０日，增补后的《毛主席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部分学习毛泽东著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 这样，从接受任务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前后总共不到一个月时间，这在当时是罕见的。 《毛泽东语录》的正式出版与再版 １６开本的《毛主席语录２００条》与《毛主席语录》只是征求意见稿，尚不是正式出版本。 首次正式出版本是１９６４年５月１日出版的５２开本的《毛主席语录》，封面标为解放军政治部编印，限军队内部发行。这本正式出版本与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０日印发的征求意见本相比，又增加了一些专题与内容。这是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增补的，专题由原来的２５个增加到３０个，所收的语录由原来的２６７条增加到３５５条。与前两本一样，依旧是纸皮封面。至于改为５２开本，主要是为了方便携带，当时上级要求部队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 在这本语录正式出版后的两个月，即１９６４年７月，毛泽东又有四篇文章公开发表，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为使《毛主席语录》中有这方面的内容，并改进过去编排和所选内容的不足，田晓光等人提出了再版的意见。当时正好康生和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分别打来电话，提出《毛主席语录》中有三条语录虽是毛泽东的指示，但摘选的文章不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希望再版时删去。随后总政治部批准了《毛主席语录》再版的意见。 根据当时的形势，田晓光等人将再版的《毛泽东语录》专题增加到３３个，所收语录增加到４３３条。新增的三个专题分别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学习”专题、“妇女”专题。 当时正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田晓光等人认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主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的革命气势。而先前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没有充分反映这方面的内容与精神。而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斗争中需要，在和平环境里以及一切工作中也都适用。因此，增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极为必要。“学习”专题的增设则是为了适应当时党中央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需要。而“妇女”专题则是根据邓颖超同志的建议而增设的。 １９６５年５月，总政治部在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开会讨论《毛主席语录》再版事宜。会议对再版本的３３个专题与《前言》一致通过，只是在具体内容上删去了六条语录，定为４２７条，共８８００字。 该《前言》是总政治部和罗瑞卿同志修改定稿的，其开头部分吸取了北京卫戍区某师八连副指导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孔祥秀的建议，引用了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惟一正确的路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理论，都概括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里”。不过，决议中所提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被罗瑞卿同志删去了。 一切准备就绪后，１９６５年８月１日，《毛主席语录》正式再版发行。新版本由５２开本改为６４开本，并用红塑料封皮，编印单位和《前言》仍署“总政治部”，依旧限于军内发行。 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发行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成了当时最时髦的语言。《毛主席语录》理所当然成了最畅销与最引人注目的书。当时不少读者要求再版《毛主席语录》，而且要求《前言》根据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进行重新改写。 解放军报社根据读者的意见向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报告，建议语录内容不动，《前言》进行修改，《前言》的修改稿可以先登报，然后印成活页发给读者。此建议得到了总政治部领导的批准。随后田晓光等人根据上级的指示，结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重新修改了《前言》，并将当时文件和报刊上反复宣扬的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等言论和提法写了进去。 《前言》修改后，由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召集报社领导进行审定，审定时署名问题发生了争执。 有人主张仍署“总政治部”，有人主张便于《毛主席语录》出口海外，署“人民出版社”为好。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只好都报到了上面。后来军委及总政领导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此《前言》。随后，全国各报纸均刊登了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前言。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前言》署名林彪的《毛主席语录》正式发行，这是继《毛主席语录２００条》之后的第五个版本，也是流行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正统”的“红宝书”。 发表日期：2005年7月4日 出处：互联网

[align=center][size=5]文化大革命 [/size][/align] 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艰难曲折的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虽然遭受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中国共产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党终于依靠自身的力量，战胜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克服动乱，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迎来了新时期。 《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所谓十大罪状，逐条批判。它完全抹煞建国以来思想文化战线上成就，歪曲国内阶级形势和党、国家的状况，提出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批判。《通知》严厉批驳了《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正确观点，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批判所谓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左"倾错误的纲领。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人民网） “一月风暴”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了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的中断铁路运输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到上海策划夺权。1月4日，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6日，张春桥、姚文元等借全市各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等市委、市府领导人。会后，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权力落到张、姚等人手里。毛泽东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8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2月5日，张、姚等经过策划，成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23日，改称为“革命委员会”。1966年1月份上海的夺权，被张、姚等人称为"一月革命"。从此，在全国各地刮起了夺权之风，大动乱的局面更加严重。（人民网） 红卫兵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在青少年中发起了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最早于1966年6月出现于北京。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党委，并造成群众之间派别纠葛和纷争。红卫兵在1966年8月以后进行了大串联。毛泽东支持他们的串联活动。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肯定了全国性的大串连。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红卫兵运动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重要因素。(人民网) 所谓“二月逆流” 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怒斥了江青一伙。2月1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在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3月1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周恩来也受到责难。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围攻这些老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江青一伙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1971年11月，毛泽东给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到诬陷的老同志平了反。1976，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人民网） 发表日期：2005年7月4日 出处：互联网

[align=center][size=5]1967年的“围困中南海事件” [/size][/align]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说：“1967年7月(July)和8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其实，天下早已大乱了。不过到1967年的7月和8月，“天下大乱”的局势已经发展到连毛泽东自己也难以控制的程度，这种情况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围困中南海事件”就是当时发生的一起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重大动乱。从7月初开始，到8月上旬，造反派在北京市中心中南海周围，开展了为时一个多月、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批判、揪斗刘少奇的活动。中南海西面的府右街和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当时被称为“揪刘火线”。 中南海边风暴骤起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曾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多次要求批斗刘少奇。 1967年1月初，建工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前锋”、“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先后向刘少奇发出“勒令”，要他前往该院作检查，并扬言如不能按时前往，他们就要“采取行动”。刘于1月5日写信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1月6日将刘的信批转周恩来：“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7日凌晨3时许，周恩来接见建工学院几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明确指出：刘少奇不能揪出来。要背靠背地批，背靠背地斗。周强调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并告诫他们说：你们可以送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 毛泽东1967年初在考虑筹备中共九大时，仍认为刘少奇应选为中央委员，但在3月以后，情况起了变化。3月，康生利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6个组织搜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声称他已掌握确凿材料，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有问题，被捕叛变过，建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这个报告3月21日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批准。此后，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工作正式开始。社会上种种恶毒攻击刘少奇的行径也更加肆无忌惮。 4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清华大学召开了号称30万人参加的批斗王光美大会。此前，清华大学造反派曾多次要求王光美回清华检查，都没有得到批准。批斗王光美大会的召开，明显地给造反派发出一个信号：中央对刘少奇的政策已经有了改变。 4月下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等组织成立“揪刘联络站”。6月3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到中南海游行示威，要求党中央将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交给他们批斗。他们后来又在“揪谷”的旗帜上加了“揪刘”的字样。此后，“新八一战斗团”等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刘少奇”。所谓安营扎寨，就是在马路边上竖起旗帜，搭起帐篷，架上高音喇叭，再加上一些宣传板报，造反派学生轮班在那里值守，一天到晚用高音喇叭呼喊口号，进行“打倒刘少奇”的鼓动宣传。他们是要用这种不同寻常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显示自己揪斗刘少奇的决心。后来他们又在中南海北门外也设置了“揪刘火线”。 他们这种做法，在“文革”中已屡见不鲜。1966年11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戚本禹等的支持下，北京出现了一大批批判陶铸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大批造反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外，要求揪斗陶铸。为防止意外，中南海不得不将两个西大门关闭。11月8日，周恩来在与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座谈时说：“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大门被围得不好开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门都开不了，走小门，我看了很难过。希望你们三个司令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1967年1月初，到中南海来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他中央负责人的造反派越来越多，据周恩来总理值班室当时的电话记录：(中南海的)西门和西北门各有三四千人，北门有一千多人，南门(新华门)也有二百多人。学生们时常翻墙入院，突破警卫防线，造成中南海四个门频频告急。1月8日凌晨，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刘、邓、陶及其他中央负责人。周恩来将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说：“党中央不同意这样做。你们要揪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家的大事需要他们参与。” 少奇被迫作书面检查 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宣传活动在中南海西门外持续了十余天，到6月14日，除留下少数人坚持外，大队人马返回学校。此后，他们还不断派人到中南海提出揪斗刘少奇的要求。6月29日，周恩来就建工学院学生轮班等在中南海要求揪斗刘少奇事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我们保证要他交出书面检讨。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7月4日凌晨，戚本禹到“新八一”“揪刘火线”对造反派表示支持，并说：“你们可以继续写勒令，让刘少奇给你们写检查。”当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知刘少奇说，党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 7月8日，刘少奇写出一份“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及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再次对“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等问题承担了责任。他在这份检查中写道：“在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在工作组派出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迫害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 这样一个自觉维护党和国家大局、主动承担责任的检查，不但没有丝毫缓和来自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方面的压力，反而被指责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并被用来作为发动新一轮“革命大批判”高潮的工具。 戚本禹原来打算将刘少奇的检查交给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这个消息引起了“新八一”的对立面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严重抗议。“八一战斗团”成立于1966年8月1日，“新八一战斗团”是于1967年4月20日从其中分裂出来的。“八一战斗团”认为刘少奇应该给他们写检查才对，因为刘少奇在建工学院蹲点的时候，还没有“新八一战斗团”这个组织。7月9日，“八一战斗团”发出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紧急动员令”，并派人到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帐篷，安装高音喇叭，声称“不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誓不罢休”。 经中央文革小组建议，7月13日，建工学院新老“八一战斗团”达成四项协议，决定联合取回刘少奇的检查，共同对刘少奇进行大批判。“新八一战斗团”还组织了巡回报告队，到北京各单位去煽动“揪刘”。并派人到上海、天津、西安、长春等地，大办“揪刘”小报，在全国大造舆论。 “中央文革”火上浇油 建工学院新老“八一”的行动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和鼓励，很快引起了北京各大中学校及各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造反派的纷纷仿效。7月11日，在北航召开的北京高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韩爱晶等人就建工“新八一”到中南海西门、北门“揪刘”之事询问陈伯达的态度，陈伯达煽动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总是正确的，揪刘少奇是当前的大方向，完全正确的嘛!”“没有错，可以搞。” 7月13日晚和14日晨，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离京去武汉视察。他们刚走，戚本禹便煽动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在7月14日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乘机进行围斗。当天晚上，造反派把围斗刘少奇的情况专题报告戚本禹，还递交了一封给汪东兴并周恩来的信，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避开周恩来，将这封信送给康生、陈伯达、江青，请他们决定。陈伯达批示将“批斗刘少奇”扩大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 7月14日，在北京大中学红代会的组织下，大专院校15万人，中学10万人和大批工人、机关干部，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声讨刘少奇的所谓“新反扑”、“新罪行”。此后，各种群众组织的示威游行持续不断。 7月15日，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又向刘少奇写了一封“勒令信”，全文如下：　刘少奇： 你交上来的是***什么“检查”!又臭又长的五千余字，无处不在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处不在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妄想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为你翻案，真是猖狂之极，混蛋透顶! 你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借检查之名，行反扑之实，妄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螳臂挡车，自不量力，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刘少奇，你别白日做梦了! 你的所谓“检查”，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是鼓动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反扑的动员令，我们要迎头痛击，彻底粉碎，不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公审，我们决不收兵!……刘少奇，我们要正告你：毛主席的红小兵是不好惹的，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像你们这样的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若乱说乱动，立即取缔! 我们勒令：你必须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于本月25日零时交出你的第二份检查!不得有误!! 对于“新八一”这种粗暴无理的要求，刘少奇实在忍无可忍。7月16日，他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拒绝再作新的检查。信中说：“鉴于我上次交出的检查影响不好，说我是进行‘反扑’，‘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再向建工学院进行第二次检查，也还会和上次检查差不多，也不会有好的影响，所以我不准备向建工学院再作第二次检查了。” 7月16、18、19日，戚本禹先后三次在有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继续诬陷刘少奇，煽动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 7月17日，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向刘少奇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再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时以前收拾铺盖，带着臭老婆滚出中南海，否则我们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为了表示他们的“坚强决心”，7月18日零时开始，“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外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在“绝食誓词”中说：“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最近他又乘检查之机，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猖狂的反扑。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几天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劝说下，他们才放弃了绝食。 7月17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具体策划后，由戚本禹于18日凌晨一点多钟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布置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并决定：当晚先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在开批斗会的同时抄家，会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隔离“监护”。戚本禹在会上煽动说：“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7月18日晚，中南海院内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批斗刘少奇大会，并进行人身侮辱，让他低头弯腰，罚站两个多小时，同时进行抄家。毛泽东在武汉闻讯后，对此事进行了批评。 7月18日晚，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经济学院“东方红”、建工“八一”等100多个组织共15000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刘”誓师大会。这个誓师大会的影响很大，使全北京市各行各业都知道了“揪刘火线”，也使得“揪刘火线”迅速扩大。 “揪刘火线”越搞越大 7月19日开始，中南海周围的“揪刘火线”人数猛增，人群从四面八方拥向中南海，北京大中学校、工厂、机关团体，难以计数的群众组织争相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汇成了人山人海的“揪刘火线”。不少外地在京的造反派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中南海墙外，搭有7000多个棚子，安有500多个高音喇叭，树有3000多面各种名目的旗子。府右街从南到北，山头林立，席棚相连，车水马龙，人声如潮，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喊叫。在中南海北面的文津街两侧，也排满了造反派的“揪刘”阵地。 在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大批的群众组织在北京市内的主要街道进行游行示威，尤其在东西长安街、府右街等处，更是人山人海，游行活动经常造成交通堵塞。7月21日，戚本禹对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说：“今天你们为什么没有派人去拍片(指群众冒雨去中南海“揪刘”游行)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这么大的雨，群众自发地走上大街游行，我从进城以后还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群众运动，要揪刘少奇，保卫毛主席，你们却不去拍，过了就拍不上了。” 在当时的“揪刘”活动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全市性组织，一个是由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等组织联合工交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5月上旬成立的“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到8月初，共有700多个单位参加。另一个是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组织串联工交、财贸系统一些群众组织，于7月下旬成立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批判刘少奇联络总站”(简称“联络总站”)，共有1500多个单位参加。“联络站”和“联络总站”在“揪刘火线”各自设有“火线指挥部”。两大派组织都把“揪刘”活动当做相互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看谁人多势众，看谁声势浩大。两大派都想借此显示自己这一派更革命，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跟得更紧。7月24日，“联络总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刘贼声援武汉革命造反派誓师大会”，30多万人参加了集会和游行。8月1日晚，“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共有1000多个单位约30万人参加了大会。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北京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分为“天派”和“地派”的说法逐渐开始流行。 7月2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欢迎谢富治、王力的大会，戚本禹在天安门上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说：“你们红代会几个组长揪刘少奇有没有决心要坚持，要有胆量才行呀!聂元梓同志，你是组长，应该好好抓一下，别人不好管，一定要统一领导起来，这是当前的大方向，你们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红代会开个会研究一下，安排部署好。”红代会核心组根据戚本禹的指示，开会研究了如何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问题，决定要大造舆论，发“勒令书”，限刘少奇在8月5日以前滚出中南海。他们还具体策划了一个冲进中南海抓刘少奇的计划。 7月26日凌晨，戚本禹到“揪刘火线”进行慰问，他对建工学院、政法学院的造反派说：“我认为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以后你们要想更好的办法……背水一战，表示揪刘的决心嘛!你们可以发通令，写勒令信，组织批判会。”“刘少奇说他8月5日才知道犯了错误，这是要害问题，要结合他7月29日的讲话，对照着批，下功夫批……你们别急，水到渠成，只要坚持下去，就有可能揪出。”中央文革小组还专门指示，由几所解放军医院派出医疗队，到“揪刘火线”巡回医疗。 所谓的“揪刘火线”越搞越大，不仅中南海的西面、北面围满了造反派，而且还有向南面的长安街扩展的趋势。到7月底8月初，已有不少单位开始在长安街边上安营扎寨，使整个长安街上的交通都受到了影响。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派戚本禹接见各路造反派，先称赞造反派“揪刘是革命行动”，表示支持他们与刘少奇斗争到底，然后传达两点指示：(1)南门不能设点；(2)不能冲中南海。并授意造反派们写一个撤离南门的决议，造反派当场表示坚决照办。 “天派”“地派”余波难平 在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期间，周恩来多次对造反派的过火行动提出批评，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始终不敢进入，从而保护了在中南海中的许多领导人。毛泽东也没有被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努力所打动，在“揪刘”问题上，他坚持了“背靠背”的原则。最后在他的干预下，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撤除“揪刘火线”的决定。 8月4日晚，“天派”的“联络站”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号称有2500多个群众组织共73万人参加的“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大会”。大会进行当中，出现了“地派”的一些组织前去冲击会场，进而双方发生武斗的现象。为了调解北京高校在“揪刘”问题上的矛盾，谢富治、关锋、戚本禹等于8月5日凌晨在人大会堂召集两大派的代表开会，并商定8月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两派联合召开声讨刘少奇大会。谢富治传达中央指示：今天大会后，各单位的队伍都撤回去，不要再留在中南海周围了。会议中间，关锋、戚本禹对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说：“现在冲中南海不是时候，条件不成熟，搞不好会闯祸，各单位撤回吧。” 8月5日下午，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大会。同时，由中南海造反派对刘少奇再次进行批斗。围困中南海达一个多月的“揪刘”活动达到了高潮。 8月5日以后，围困中南海的各路造反派队伍陆续撤回，但“揪刘”活动并未马上停止，又持续了一段时间，那可以算作是“围困中南海事件”的余波了。 发表日期：2005年7月4日 出处：互联网

[align=center][size=6]“文化大革命”中“三结合”的台前幕后 [/size][/align] “三结合”是对“文化大革命”中中国领导机构内部人员构成和运行方式进行概括而形成的特定术语。其内涵几经变化，在中国领导体制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对“三结合”这一现象进行剖析，再现其发展的历史轨迹，探讨其产生及演变的社会原因，希望能为中国领导体制的改革提供一点历史的借鉴。 “三结合”：全面夺权的产物 “三结合”是1967年全面夺权的产物。1967年1月4日和 5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宣告夺权。6日，上海市 32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夺权。 1月12日，山西省各造反派联合行动，占领了省、市领导机关。1月31日晚，个别省级领导干部公开站出来，向2000名造反派的代表表态，“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群众站在一起，进行夺权”。1 月14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接管省、市委的领导权。在1967年 1月23日以前，造反派夺权后成立的领导机构，主要是由群众组织代表和少量的革命干部代表两部分人组成。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解放军到地方支“左”，成为“革命委员会”内部“三结合”的构成之一。1月25日，《人民日报》就山西省夺权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社论指出：“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显然，社论已经突出了这三方面力量的作用，说明这三方面的代表将在新的政权机构中占有重要位置。 1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发表在《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上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社论说：“毛主席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时，就已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社论指出，在夺权斗争的过程中，要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酝酿和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负责领导夺权斗争。这里首次提出了新建立的政权机构要由上述三部分人组成。同日，黑龙江省成立了全省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2月2日，《人民日报》以《东北的新曙光》为题发表社论，指出黑龙江的经验是：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三结合”这一特定的术语。7日，《黑龙江日报》发表了没有署名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一文，文章在叙述了“三结合”夺权的经过后指出，黑龙江省的基本经验是：“革命造反派，根据当地的斗争具体情况，鲜明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省委内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同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10日，《黑龙江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又将这篇文章加上“此文系参加夺权斗争的红色造反者的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写成”的署名，并稍加改动同时重新发展和转载。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的社论，赞扬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实行“三结合”的经验好得很。这样，就把“三结合”作为黑龙江省夺权的一个基本经验向全国推广。2月17日和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革命的“一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两篇社论。其中心议题是：“革命领导干部代表、革命造反派代表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实行“三结合”，这是夺权斗争的基本保证，是实行夺权的正确方针。 “三结合”在全面夺权浪潮的推动下扩展很快，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67年《红旗》杂志第 5期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何谓“三结合” 全面夺权后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要采用“三结合”的形式呢? “三结合”的结合之一，就是革命干部的代表。把革命干部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中，是基于当时对干部队伍的矛盾认识。在全面夺权刚开始时，1967年 2月23日，《人民日报》转载的《红旗》杂志《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指出：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必须对干部队伍有一个基本估计。7月至9月，毛泽东在视察南方时，强调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这说明尽管毛泽东对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但还是认为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一段时间后，毛泽东也感到以前对干部队伍的估计过于严重了，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开始强调革命干部的作用。因此，在新成立的政权机构中要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但是，在“左”的指导方针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革命干部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三结合”的结合之二，就是革命群众的代表，又叫做“左”派或造反派的代表 《十六条》规定：“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左派”。毛泽东之所以要把“革命造反派”的代表结合进革命委员会中，就在于毛泽东把他们看成是打倒“走资派”的可以依靠的力量。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没有对“左”派定出明确的判别标准。实际上人们往往是根据某个偶然事件，比如是否最先起来造反，是否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个人有联系，是否打倒了某个“走资派”等等，来判别某些人是否是“左”派。正像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 4期社论所指出的那样：革命委员会中的群众代表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的行动产生的。这比以前单纯用选举产生的更合于无产阶级的民主，更合于民主集中制。实际上这种群众代表产生的方式是极不合理和不正常的，它是对无产阶级民主的一种曲解和破坏。首先，革命群众代表不是通过正常的制度化的程序产生的。从革命群众代表这个概念的形式上看，主要是指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而在当时谁都可以拉起一面大旗，成立某个组织。这就为一些投机分子和坏分子掌握权力造成了可乘之机。其次，革命群众代表出现后所产生的后果也是极坏的。因为没有判别“左” 派的明确标准，也就没有判别右派的明确界限。有的群众是“左”派，那么有的群众 就会被打成右派；有的群众是“造反派”，有的群众就会被打成“保皇派”，从而加剧了群众内部的分裂和对立。 “三结合”的结合之三，就是人民解放军当地负责人的代表。从1967年 1月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的夺权斗争以来，军队代表不但做为三结合之一参加了革命委员会，而且还在革命委员会内部居于主导地位，这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先后成立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有二分之一强的省份由部队代表担任“一把手”；第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要由相当一级的军队领导机关批准。5 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组合发出文件，规定：在尚未建立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地专级由省军区或军审查，报大军区批准；县级由省军区或军批准，这种特殊的领导关系，也直接决定了军队代表在地方的地位。军队干部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缓和紧张的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总的“左”倾方针影响下，“支左”工作不可能不产生一些失误，带来消极的后果。 组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后，三者之间怎样有机地结合，哪部分人在政权内部居于重要地位，在制度上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唯有《红旗》杂志1967年第 5期《论革命的“三结合”》的社论中提到了这个问题。社论指出：三结合中，“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必须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作用”，革命干部应该“在这个机构中起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人民解放军代表也要起重大作用。社论要求革命干部起核心作用是较为具体的，其他都是笼统的。而革命干部起核心作用在当时是根本做不到的。后来中央决定“三支二军”人员撤回部队，要求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此后，革命干部的作用才开始显露出来。至于“革命群众”代表，由于他们本来就不是经过群众的正常选举而担任领导的，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很难开展工作。 “三结合”的“扩展”和“变形” 由革命群众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组成的“三结合”领导体制，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肯定以后迅速地发展起来。 首先，“三结合”作为领导机构的组成形式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从量的覆盖面上，这种“三结合”不仅逐步扩展成为既是省以下各级政权的组成形式，而且又是各企事业和农村基层单位领导机构的组成形式。从质的内涵上，“革命委员会”内部“三结合”的组织机构，在不同部门具有不同的内容，而且越来越完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当时的具体形式是：在各级政府机构，是由革命群众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组成，农村人民公社以下由民兵代表代替解放军代表。在工厂企业中，是由革命干部代表、民兵代表和工人代表组成；在各大中专学校，是由革命学生代表、革命教职员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组成。后来，随着军队支“左”范围的扩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代表、军队代表的“三结合”便具有了普遍的意义。 当时，组建这种三结合，强调的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增加群众代表比例的途径，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就多数省、市级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构成来看，三方面的比例大体如下：各造反派组织代表(群众代表)一般占50%左右，军队代表占20%，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占20%，其他方面的革命群众代表占10%。在群众代表中，工、农、红卫兵的代表也有一定比例。一般的情况是，工人代表比例较大，贫下中农代表次之，红卫兵代表又次之。例如江苏省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革命委员会拟由 165名委员组成，其中10名作为机动。155名委员的分配为：革命群众代表95名，占57.5%，其中工人代表37名，占22.5%，贫下中农代表18名，占11%，红卫兵代表28名，占 17%，其他系统的革命群众代表12名，占7%，军队代表30名，占18.2%，革命领导干部30名，占18.2%。在省、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军、干、群三方面的比例与革命委员会委员的比例大致相同。 后来，这种“三结合”的形式在教育系统发生了一些变化。1968年 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的3万人组成“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决定“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学校”。同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实际上，学校中的工人、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 三结合”，同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干部、群众代表、军队代表的三结合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增加了工人代表。学校中的革命的知识分子，既包括了一些群众代表，也包括了一些革命干部代表。 此外，这种“三结合”还发展成为领导机构运行过程中实行有效领导的一种组织形式。1969年7月1日，北京市北郊木材厂的题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的调查报告，在总结斗、批、改的经验时说到：“工人阶级掌握技术大权后，建立了新的技术管理制度，新产品试制、设备维修、新工艺的制定，都是工人与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进行。各车间普遍建立了三结合的技术革新小组。” “三结合”的侧重点是强调领导机关和领导方式要同群众、同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几种三结合，其出发点也是要使领导机关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和联系实际，这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人民主权”思想，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主体。他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毛泽东强调，人民在争得主人地位的过程中，只有集中自身的精华，形成与统治者和各种错误思想相抗衡的先进思想和阶级先锋，构成强有力的凝聚优势，以此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核心，才能真正实现由国家权力客体地位上升到国家权力主体地位的转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精华”，“先锋”和“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如他概括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而当人民群众掌握了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体以后，也不是说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成为国家官员，都必须直接从事国家的政治管理，而是指少数人的执政是在大多数人的真正同意和委托之下进行的。这时代表人民利益的“精华”，主要表现为国家各级干部。正因为社会还不能完全执行管理时，大多数人才委托这些少数干部来进行管理。为此，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监督就十分必要了。毛泽东建国以后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围绕着两个主题展开的：其一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其二是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作风之间的矛盾。 到了晚年，他把这两个矛盾合二为一，把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也纳入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矛盾体系中去了，认为官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矛盾在党内和国家政权内的反映。毛泽东之所以极力反对官僚主义，是因为他认为官僚主义的膨胀，会使人民群众争得来的权力丧失掉。毛泽东曾说：“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 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毕生都在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进行着斗争。从1944年印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要全党学习，引以为戒，到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以至解放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都是为了防止和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 60年代，毛泽东领导了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虽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但是对解决干部作风，克服官僚主义，改善党群关系起了一定作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各级领导班子实行“革命”，建立“革命的三结合”领导机构，以使各级领导班子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但是，由于毛泽东对形势和干部队伍的错误估计，认为自己有责任带领群众向新的敌人即官僚主义进行生死斗争，使人民获得第二次解放。毛泽东认为这样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志，而实际上却脱离了群众，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这正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 新的“三结合”原则 林彪集团被粉碎后，中共中央开始重新考虑部队的“三支二军”问题。1972年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二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并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文件要求三支二军人员撤回部队。此后，大部分参加到“革命委员会”的军队代表陆续返回部队，但也还有一些军队代表留在地方，主要是在省市一级党委和“革命委员会”担任主要负责人。不久，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新年献词》，指出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逐步完善。至此，“革命委员会”中原来意义上的革命干部、解放军代表、群众代表的“三结合”政权形式，便不再作为普遍原则存在，而代之以老中青三结合的新形式。 实际上，老中青“三结合”形式，在此以前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中要求，九大代表要体现三个“三结合”，即：军队、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工、农、兵三结合；老、中、少三结合。1970年3月5日，经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的北京大学宣传队“关于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提出在基层建立的党支部，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1971年 8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党在朝气篷勃地前进》指出，“各级党的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既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又有中年和青年一代的优秀党员，还有来自工农和基层干部中的新生力量。”但是，这时的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指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班子，同“革命干部、军队代表、群众代表”的三结合相比，还没有作为普遍原则提出来。直到1973年1月1日的“二报一刊”社论发表后，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才正式被确定为各级领导班子组成的基本原则。相对于原来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军队代表的“三结合”，老、中、青三结合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是，由于当时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错误估计，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还没有全部解放，因此，最初的老中青三结合过分强调了青年干部的作用，忽视或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一大批老干部的作用。比如开始组建领导班子，有严格的年龄标准。1973年 8月28日党的十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根据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进行组建。四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都必须实行精简的原则。它的领导机构，都必须实行老、中、青三结合。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对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给予了肯定，指出各级领导班子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组建，但同时强调“老中青三结合，以中为主”，中青年干部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否定了“火箭式”，的提拔，这就使老中青三结合原则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使其纳入正确的轨道。遗憾的是，这些思想后来都被当做右倾翻案风被加以批判。 老中青三结合领导体制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因为这种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领导机构正确的组成规律。从其性质上说，属于年龄结构范畴，是指一个领导集体中不同年龄成员的比例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一个科学的领导班子，可以从多种角度来进行组合。在不同角度中，年龄结构是最基本的，是领导群体结构中最重要的结构，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群体效能的发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领导集体其他科学结构形成的基础。因为年龄不仅是一个人生理功能的标志，也是一个人知识经验积累的多寡、智力发挥程度的标志。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可以为领导集体横向最佳结构的形成打下基础。 此外，从领导集体纵向的发展上来看，老中青“三结合”还可以保证领导班子发 展的连续性，不致于使领导集体在一定时期因为年龄原因大起大落。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后，并没有否定“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原则，这是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严格区别开来的一个明显标志。 发表日期：2005年7月4日

[size=5]简评:文革期间,除了八个样板戏之?无论是银幕上还是舞台上,再没有别的可看的了.就这,也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得到的,入场券大都是通过分配的方式下发到各单位(当然都是免费),数量非常之少.一般职工恐怕一年也轮不上一次.电影还可以露天放映,精神饥渴的人们早早就得去占位置.最让人不解的是,那些曾鼓舞教育了一两代人的电影怎麽也成了大毒草?但思维被禁锢在同一个模式上的那个时代,一般人们也不会仔细思考这件事,更不会去提出任何质疑(那可是不折不扣的先行反革命言行啊!)除电影之外,一切中外经典名著遭遇均无例外,可见那时中国文化受到的破坏程度之深,更为不幸的是那种模式下塑造出来的被扭曲了的灵魂 ........[/size] 转贴]文革期间评出的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 作者: 奔雷手 来源: 子陵论坛 [url] 网站链接[/url] 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 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井冈山文艺兵团 江苏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电影批判联络站 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一九六八年元月 故事片 1. 清宫秘史：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于一九五0年三月放映时，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 应该进行批判。”但是， 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在他们的总后台支持下，却大唱反调，并扬言：“少奇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江青同志坚持真理， 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的反动谬论。后来毛主席又批评了胡乔木， 再次指出：“《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胡等表面上敷衍了一番，但暗地仍遵照他们总后台的黑指示，极力阻挠对《清宫秘史》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中，又一次指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后又一次指出：“《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影片。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于杭州，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又一次说到《清宫秘史》。毛主席说：“《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毛主席先后五次提到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的问题。《清宫秘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问题。正如戚本禹同志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中所说的：“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思想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斗争，是资本主义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 2. 武训传：一九五一年，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文化思想战线上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斗争。毛主席在为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中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地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 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 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3. *人民的巨掌：歪曲党的肃反政策是宽大无边。为反革命杨凡翻案。把地下党写的比老八路高明得多。解放后上海似乎还由敌人控制（敌人的电台等）。改造特务不是靠群众，而是靠家庭， 大学生。 4. 荣誉属于谁：影片大肆宣扬荣誉属于照搬苏联调车法的铁路局长，全然否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的毛思想。影片是吹捧反党分子高岗的。毛主席批评了这部影片。江青同志说：“难道荣誉就是属于这种人吗？” 5. 农家乐：鼓吹发家致富：宣扬农村资本主义道路。 6. 上饶集中营：大右派冯雪峰作品。为叛徒涂脂抹粉。 7. 关连长：极度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形象。 8. 我们夫妇之间：极度丑化工农出身的革命战士形象，美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9.梁山伯与祝英台：讴歌才子佳人， 鼓吹爱情至上。 10. 天仙配：通过七仙女为董永的孝心所感动，下凡与之结婚的故事，丑化劳动人民，宣扬封建阶级的伦理观念，鼓吹爱情至上。 11. 打金枝：通过唐朝驸马郭暧因公主未向他父亲祝寿，而同公主闹翻的故事， 赞美封建统治者处理内部矛盾如何“英明”，借以讽刺现实社会，攻击党和毛主席。 12. *铁道游击队：没写主席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 写的是主席批判的游击主义。游击队不靠群众，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个群众。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 不像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游击队，象一帮农民、小资产阶级队伍没写党的领导，不象八路军领导的、单纯地搞惊险神奇动作，宣传个人英雄主义。影片的插曲很不健康。 13. 新局长到来之前：影片采用喜剧手法，丑化党的领导，猖狂攻击党和社会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特大毒草。 14. 不 拘小节的人：影片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社会歪曲成牛鬼蛇神猖狂、尔虞我诈的黑暗世界。这是一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大毒草。 15. 祝福：夏衍改编。企图借此片在电影上打开所谓“三十年代名著”改编的缺口，以达到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更进一步统治银幕的罪恶目的。 16. 国庆十点钟：夸大特务的力量，丑化我公安人员，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7. 秋翁遇仙记：通过仙女和秋翁的相互“帮助”，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情、人性。 18. 荒山泪：是大右派吴祖光在一九五六年导演的一部大毒草。借古讽今，以剧中所宣扬的“苛政猛于虎”来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19. *女篮五号：没有党的领导， 宣传球队指导（作用）。美化了资产阶级小姐，最后叫小姐爱上了穷运动员，还宣传了阶级调和，合二而一。 20. *五更寒：违背阶级路线，美化乔凤（地主小老婆、破鞋）， 宣扬乔凤在关键时起极重要作用，比党员还好， 写党员的动摇、叛变，群众怕接近游击队，怕斗争。整个片子低沉，为自己抹黑，长了敌人志气，充满了人性论。乔凤对游击队一见钟情。叛徒回家还搞团聚，夫妻还温情。 21. *柳堡的故事：是涣散斗志，瓦解士气的片子，121. 在紧张的斗争中，122. 战士陷入爱情不123. 能自拔。宣扬了爱情纪律之矛盾。最后冲破了纪律，124. 取得了胜利。写二妹子一家人之遭遇，125. 阶级斗争是虚，126. 爱情是实。指导员不作思想工作， 反而说媒拉纤，认为军队可以恋爱结婚。影片的手法、歌曲都利用了人情味，问题大，很多手法恶毒，反纪律，用艺术手法使人回味，使人感到军队残酷。 22. *青春的脚步：整个影片的故事似乎不是发生在新中国，而象是发生在旧中国的上海或香港。青年人 整天纠缠在乱爱中。女青年与有妇之夫乱搞男女关系，怀孕之后又堕胎。全片渗透了资产阶级思想，142. 肆无忌惮地攻击社会主义， 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是一部地地道道的黄色影片。 23. 谁是被抛弃的人：暴露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阴暗面，恶毒攻击党的干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丑化贫下中农。 24. 椰林曲：通过抗日战争期间， 海南岛地区抗日故事，宣扬战争恐怖、和平主义。 25. 情长谊深：配合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煽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党的领导。 26. 凤凰之歌：歪曲表现国家、集体和金凤之间的关系，以此攻击党所领导的合作化运动。抹杀解放后时代的本质和主要矛盾，借以攻击党和社会主义。 27. 护士日记：配合右派猖狂进攻，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建设，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28. 雾海夜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丑化解放军、干部和劳动人民。 29. 幸福：歪曲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工人阶级。 30. 洞箫横吹：恶毒攻击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把社会主义农村写成“灯下黑”，即党所领导的合作社没有一个好的，拼命歌颂“黑社”。 31. 球场风波：完全歪曲社会主义，把党提倡开展体育运动写成是“党的号召，不得不服从”，175. 把体育运动的目的写成是为了热闹， 抢锦标，交女朋友。用此来攻击污蔑社会主义。影片充满极庸俗的灰暗色彩，影射新中国如同解放前的旧中国。 32. 海魂：歌颂国民党反动军队。（彩色小吉普输入） 33. 未完成的喜剧：影片采用喜剧的手法，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猖狂攻击党，把党的领导丑化成为只会打棒子、粗暴简单的坏人；把社会主义社会歪曲成牛鬼蛇神猖獗、尔虞我诈的黑暗世界，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群众写成“六亲不认”极端自私自利的人物。这是一株非常露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的大毒草，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一支箭。 34. 不夜城：是文艺界和统战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秉承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 而精心炮制的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猖狂进攻的大毒草，是鼓吹“剥削有功”反革命理论的代表作，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影片极力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树碑立传，把利欲熏心、惟利是图的资本家打扮成“勤俭起家”、“苦心经营”、“实业救国”的英雄，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影片对工人阶级极力丑化，把工人写成向资本家“请愿”、“乞求”，不记“私仇”，对资产阶级实行“感化”政策的阶级投降主义者，宣扬阶级合作，鼓吹阶级投降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35. 陈三五娘：宣扬封建道德伦理。 36. 拜月记：宣扬封建道德、才子佳人。 37. 寻爱记：通过年青的商业工作者的爱情故事，攻击党的干部，污蔑社会主义制度。 38. 杜十娘：美化妓女和地主“公子哥”。 39. *列兵邓志高：写的是典型的中间人物。部队有打兔子偷瓜的，指导员不讲原则，和稀泥。宣扬教条主义，政治工作走过场。邓志高为何转变不清楚。 40. *前方来信：题材、主题都是错误的，是对革命战争的歪曲，将革命战争写得很惨，独生子牺牲了，两代寡妇，最后通过假信来安慰。将战争写得凄惨，宣扬了和平主义。（独生子一般是不征兵的） 41. *两个巡逻兵：把边防战士写的愚蠢，跟着敌人后面跑。把敌人写的很顽强，一个人是发完报才当俘虏。丑化了我们， 我们是两个战士也抓不住一个敌人，老战士蠢，少数民族只知谈情说爱、吃、喝，丑化了少数民族。 42. *花好月圆：名字就没有阶级斗争，对合作化是全面否定、攻击。农村没有一个好人，没有一个进步的，全是落后分子，一团漆黑，三八式的村长是老落后，其他党员不是怕老婆，就是搞投机，新党员李梅只知搞恋爱。只有一个贫农还写成小丑。对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不斗争，只搞物质刺激。把合作社写成只是为了提动了，太低级。 43. *生活的浪花：是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电影，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组织无能，对问题不敢管，或是温情主义，宣扬专家专政，教授专政。宣扬人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要摔跤，也不用学习，摔了跤就会爬起来。 44. *三年早知道：违背阶级路线，似乎合作化离了中农不行。对富裕中农的违法行为不靠人民群众起来斗争，不靠政治靠物质刺激。党团组织一团糟， 支书是老奸巨滑，影片的落后人物均未转变。写的军队有人用钱支援上中农发家致富。 45. *布谷鸟又叫了：把农村党支部均写的落后， 只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是先进的，用小资产阶级面貌改造党。说党不关心人，只关心牛、猪，没有人情。辱骂干部生孩子如老母猪生娃子。宣扬跳舞、唱歌，玩为幸福，充满了个人主义。插曲为《茉莉花》的翻版。 46. *长空比翼：写中间人物。英雄屡犯错误，蛮横骄傲，无法无天，是飞机被敌人击落后才觉悟。写飞机被击落后很孤单。把师长写的很粗暴简单，常用“我的自由主义战士”及“吊儿郎当的兵”的话。政委不作政治工作，传消息，无牵连，梅花写的怕死。 47. *红霞：宣传假投降，美人计，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红霞在临死前的歌词， 宣扬了活命哲学。情调是小资产阶级的。（彩色小吉普输入） 48. *英雄虎胆：美化特务阿兰， 跳摇摆舞一场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歪曲了侦察部队形象，雷参谋化装后，比敌人还象敌人。剿匪不靠发动群众，只靠派进去， 与《林海雪原》都是学苏联的。 49. *黑山阻击战：这支部队打锦州时阻击廖耀湘兵团南下的， 叫“暴露部队”。廖兵团是早七点跑出，晚六点又跑回，这是辽沈战役之主要战役。这个部队在北，南边还有塔山阻击战。看影片好象就是黑山阻击战起了作用。影片中没有树立起一个英雄，师长吊儿郎当，军长打仗还谈恋爱。丑化了军长、师长、政委。没写我军的顽强勇敢，没写出战斗的激烈，拼刺刀好象玩似的。把后勤工作写得一团糟。 50. *三个战友：丑化革命军人形象， 看不到党的领导，看不到阶级斗争，三个人，一个怕老婆，一个搞恋爱，一个干自发。充满了低级趣味。 51. *狼牙山五壮士：影片开头是岳飞题词：“还我河山”，还有荆柯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324. 复325. 还。”用岳飞、荆柯的词写五壮士，很不恰当，不能类比。用此词比当时英雄不好。没写出当时的五壮士起何重大作用。五壮士在影片上出现时很难看，丑化了军队。把战争写的很残酷，整个音乐是哀乐。五壮士与整个战争没联系。写我们部队把五壮士丢下就不管了，是歪曲我军的。敌人旅团长拿刀冲上山，不符合事实，日旅团长等于师长，不可能这样干，影片改改，还可以用。 52. 三毛学生意：丑化劳动人民，低级庸俗。 53.铁窗烈火：歪曲历史，为叛徒王孝和歌功颂德。 54.林则徐：歪曲历史，颠倒黑白。鸦片战争是我国劳动人民奋起反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作者不写轰轰烈烈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却歌颂封建统治阶级的钦差大臣，把林则徐吹捧成“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爱国英雄，号召人们学习他的“爱国爱民”、“坚贞刚毅”。 55.红色的种子：宣扬刘少奇领导苏中抗日“功绩”。 56.女社长：疯狂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拼命鼓吹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写集体不如单干，竭力丑化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57.伤疤的故事：描写社会主义阴暗面，配合右派分子恶意攻击党“六亲不认”，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丑化贫下中农形象。 58.党的女儿：影片竭力宣扬革命战争的残酷，宣扬活命哲学，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把革命斗争写得凄凄惨惨，似乎参加革命只有死路一条，否则，只有叛变革命，做可耻的叛徒。影片歪曲白区革命群众的革命斗争，丑化共产党员形象，为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叛变行为找理论根据，为他们涂脂抹粉。 59.兰兰和冬冬：歪曲新中国儿童形象。 60.大风浪里的小故事：歪曲五七年伟大的反右斗争。 61.刘介梅：描写中间人物。 62.悬崖：歌颂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63.上海姑娘：影片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歪曲丑化工人阶级。 64.探亲记：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疯狂叫嚣共产党“六亲不认”，这部影片就是通过农业社社员田老耕到北京探望儿子的故事，恶毒攻击共产党的干部进了城忘了本，嫌亲生父亲土里土气，不肯相认。 65.风筝：正当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肆贩卖“和平共处”、“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等修正主义谬论，这部影片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与法国资产阶级合作拍摄的。影片通过中国小孩和法国小孩放风筝结友谊，宣扬赫鲁晓夫的“人和人是朋友、是兄弟、是同志”的无耻的投降主义鬼话。（彩色小吉普输入） 66.珍珠记：宣扬封建道德、才子佳人。 67.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田汉编剧，丑化党的领导，污蔑三面红旗，并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参加劳动的十三陵水库为背景，其用心真是恶毒之极。影片用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人生观世界观丑化共产主义，“畅想”二十年后的“共产主义”就是吃喝玩乐，这就是赫鲁晓夫所鼓吹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68.徐秋影案件：渲染恐怖、神秘，丑化我公安人员，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69.林冲：借古喻今，煽动牛鬼蛇神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70.*今天我休息：把先进工作者的事情都写在一天做，不合理。宣传有劳无逸。马天民也写得傻呼呼的，有些是为了取笑。 71.*战火中的青春：主要是宣传个人，宣传个人英雄主义，有点梁山伯、祝英台的意思。没有写政治工作，完全宣扬了单纯军事观点；排长军阀主义；歪曲部队生活，丑化军人形象。 72.*聂耳：为阳翰笙、田汉立传，似乎上海地下党是他们领导的，聂耳是他们培养的，他们是革命音乐、戏剧、电影的“祖师爷”。似乎反文化围剿的主将是阳翰笙、田汉，是他们在主席之前，提出了“文艺与工农兵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写战争是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写，不写一、二、三次，是写王明路线的。影片夸大了聂耳的作用，借聂耳来吹他们自己，似乎中国革命之源泉是《义勇军进行曲》唱出来的，是阳翰笙、田汉指出来的。这是与主席思想争领导权，是为搞反革命复辟作舆论准备。把聂耳写的很轻浮。 73.*星星之火：以“五卅”惨案为背景，表现星星之火，“五卅”发生在一九二五年，那时我们还没有根据地，主席还没有提出星星之火，说“五卅”就是星星之火，是歪曲，实际上是宣扬立三主义，提倡城市暴动，领导工人空手夺武器，飞行集会。歌词中有一句“等我们需要时搞武装”，那就是说，这以前不需要武装斗争了。把一个农村妇女写成中心人物，不写工人，不符合历史事实，把工人阶级写的很软。 74.*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写三角恋爱，四对，歪曲农村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没英雄形象，尽是中间人物。丑化革命干部，老社长是老保守，会计是反面人物。 75.*五朵金花：整个影片写了一男一女，别人都是陪衬他们谈恋爱的。对少数民族不说他们进步，政治成长，精神面貌的变化，尽是吃喝谈恋爱。情歌很有问题。 76.*地下航线：违背历史事实。影片写地下党遭破坏，游击队困在山上。不强调从战场上消灭敌人，夺武器，而是靠地下送武器。写地下工作不是靠群众，而是靠个人智谋，神出鬼没，靠投机商，靠船老大。影片写了很多迷信，对迷信、欺骗没揭露，掩盖了敌人之残酷。最后保持了航线是违背地下工作真实的。 77.*战上海：是写国民党的戏，我们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塑造出来，都是面条。当时南京已经解放，敌人大势已去，敌人要跑了。敌人洋相很多，内部矛盾厉害，而我们却写得敌人很神气，很排场，是不符合实际的。写打城市不能开跑，造成伤亡，为保卫城市拿生命换，写在影片上是不好的，即使有也是个别情况。把刘义的作用夸大了，刘义成了很让人同情的正面人物。 最后一句话，（母亲）说：“二十二年前我们就疏忽了。”这是客观上为陈独秀辩护。 78.*赤峰号：舰长水平低，不懂战术，闹个人主义。政委没有原则性，跟舰长跑，只讲了半句话。孤儿的处理不恰当。插曲不健康。 79.三个母亲：宣扬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人性、人情。 80.百岁挂帅：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81.女驸马：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82.生死碑：歌颂“清官”。 83.乔老爷上轿：宣传封建道德、影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84.节日歌舞：歌颂洋、名、古、修，标榜资产阶级。 85.香飘万里：歌颂资产阶级“权威”、“专家”。 86.在血防战线上：歌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贬低工农干部。 87.地下少先队：歌颂敌军，丑化解放军。 88.沙漠追匪记：歌颂敌军，丑化解放军。 89.宝莲灯：宣扬封建迷信、有神论。（彩色小吉普输入） 90.追鱼：宣扬封建道德、才子佳人。 91.钢铁世界：歪曲大跃进，歌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92.窦娥冤：是和《海瑞罢官》一样的鬼戏。《窦娥冤》系根据传统剧目改编的，作者借古喻今，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鸣冤叫屈。 93.换了人间：通过煤矿工人的个人悲欢离合，抹煞新旧社会的本质区别。宣扬在旧社会威胁煤矿工人生命安全的是瓦斯，而不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鼓吹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人和自然的矛盾，而不存在阶级矛盾，公开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宣扬活命哲学和资产阶级的幸福观。 94.风从东方来：与苏修合拍的修正主义影片。鼓吹和平主义、人性论，个人幸福高于一切。宣扬苏修对我国的所谓“无私援助”。大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 95.冰上姐妹：宣扬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恋爱观、人生观。宣扬个人奋斗，鼓吹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 96水上春秋：是以体育运动为题材的影片，但完全与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背道而驰，宣扬资产阶级个人奋斗、锦标主义，并企图在影片中宣扬美人、大腿。 97.林家铺子：以所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谬论，为资产阶级诉苦伸冤，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此都合二而一了。千方百计为资本家涂脂抹粉，鼓吹“阶级合作”，贩卖阶级投降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98.青春之歌：是彭真直接授意拍摄的，影片篡改“一二*九”历史，为刘少奇、彭真歌功颂德，影片竭力美化和赞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捧为革命的主力军，和毛主席提出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指示唱反调。影片拍成后，刘少奇携全家看了这部黑片，赞不绝口。（彩色小吉普输入） 99.百凤朝阳：谈情说爱歌舞节目的“软性”影片。抹煞阶级斗争，散布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 100.春满人间：歌颂资产阶级“专家”、“权威”。

101.*革命家庭：歪曲历史事实，歌颂王明路线。不写武装斗争、农村保卫城市，只写地下工作者，把地下工作者生活写的很豪华，机关越大越阔，生活越豪华，脱离群众。影片充满了人情味。 102.*林海雪原：有严重缺点，这是写剿匪的，是在东北搞土改的基础上搞的，影片没写土改。这是四平保卫战役后，部分分出工作队搞土改，为巩固后方剿匪。影片只有一个部队干部，没有群众，好象部队是脱离群众的。影片充满了土匪气，有一段化装土匪审讯，这是歪曲。打威虎上好象就是杨子荣，夸大恶劣杨子荣个人作用，个人英雄主义。杨子荣化装土匪后，比土匪还象土匪，是歪曲，没写阶级斗争，土匪临死时还很顽强，没有矛盾。 103.*万水千山：主席批评：写了分裂主义，只写了一方面军，不写二、四方面军。草地一场，凄惨低沉，一个教导员还死了。没写主席的军事路线，没写出长征是主席思想的胜利，由于长征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由于这片子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要组织力量重新拍摄。 104.关汉卿：借古喻今：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煽动知识分子以笔代刀，向现实进攻。 105.她们的心愿：污蔑大跃进，贬低新中国妇女形象。 106.向阳花开：污蔑大跃进，贬低新中国妇女形象。 107.风流人物看今朝：歪曲、丑化先进的工人阶级形象。 108.还魂记：讴歌才子佳人、鼓吹爱情至上。 109.游园惊梦：讴歌才子佳人，鼓吹爱情至上。 110.杨门女将：由彭真电话指示拍摄，影片借古喻今，含沙射影地攻击三面红旗，宣扬战争残酷，攻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打仗打得连一个男人都没有了，只剩下十二个寡妇征西。 Top 中国枪模鉴赏，国内外名刀，爱枪的男人不可错过！ 奔雷手 -------------------------------------------------------------------------------- 111.红旗谱：歌颂王明错误路线。 112.潘杨颂：借古喻今，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 113.一文钱：贪官、财主和穷秀才争夺一文钱的故事，抹杀阶级斗争，渲染胡闹低级趣味。 114.两代人通过共产党员孟英母子的悲欢离合，宣扬人性论。 115.秦娘美：描写秦娘美对杀害其丈夫的地主报仇雪恨，宣扬个人恩怨，鼓吹个人复仇精神，调和阶级矛盾。 116.三滴血：描写一个糊涂县官迷信书本上滴血认亲的办法，用以断案，使周大瑞一家妻离子散，后惩治了县官，周家得以团聚，调和阶级矛盾，美化封建社会制度。 117.*51号兵站：对党的秘密工作是歪曲，污蔑。干秘密工作是整天投机取巧，整天和敌人、地痞、流氓混在一起，不依靠群众，有些搞法是敌人搞特务的做法。写上海党什么也不行，一个小青年就解决问题了。 118.*碧空雄师：写中间人物，林天海转变写成主要是姐姐的教育，没有写四个第一，连长既官僚主义又粗暴；指导员是非不清，不解决问题。 119.枯木逢春：歪曲解放后党所领导的血防工作，歌颂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咒骂党是“外行领导内行”，污蔑贫下中农。 120.蔓萝花：宣扬爱情至上。 121.春催桃李：歌颂假标兵，为旧上海市委涂脂抹粉。 122.鸡毛飞上天：露骨地攻击三面红旗。 123.小刀会：歌颂叛徒，丑化农民起义。 124.周信芳舞台艺术：周信芳《徐策跑城》、《坐楼杀惜》的舞台记录片。周为反党老手。《徐策跑城》借古喻今，借薛刚反唐来反党反毛主席。《坐楼杀惜》宣扬封建主义，污蔑历史上的农民起义。 125.达吉和她的父亲：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一九六一年苏修大使契尔沃年科和周扬谈及此片时，契尔沃年科在称赞之余说，这部影片删掉最后描写旧社会离散的父女在新社会团聚一场就更深刻了。周扬一付奴才相地说：“我们的影片还有缺点，简单化。” 126.洪湖赤卫队：歌颂贺龙的歌剧片。 127.春雷：影片反映的是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前后，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下，湖南农民革命运动被地主阶级镇压屠杀的惨败情景，看不到湖南农民革命运动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下，从失败走上胜利的光明前途。把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革命运动描写成一大悲剧。影片还夸大了知识分子在群众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128.花儿朵朵：“五不要”影片，宣扬修正主义教育思想，宣扬所谓“和平”、“幸福”，根本看不出毛时代儿童的精神面貌，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典型标本。 129.*碧海丹心：把英雄连长写的吊儿郎当，不懂政策，就知蛮干，解放海南岛是很成功的战役，这么写是极大的歪曲。硬插一段爱情，开支委会不讲是非，抓螃蟹，把一个老红军连的党支部写得很糟。把敌人写得很顽强，逃跑时还阅兵。 130.*哥俩好：也是写中间人物，没写新军委成立后部队之新面貌，没写政治工作落实到部队之情况，没写大虎为什么好？二虎为什么转变？充满了低级趣味：二虎爬到将军身上换军衔，点坏了豆腐出洋相。 131*大李、小李和老李：低级、庸俗，把故事安排在屠场，是别有用心的，影射我们象猪一样被宰。写干部不是胖猪就是瘦猴，把车间主任关在冷藏室，把干部写得跟猪一样。 132.鲁迅传：一九六二年拍摄，未发行。是一部反对毛思想，恶毒攻击、污蔑、歪曲、贬低坚持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伟大文化战士鲁迅，吹捧周扬、夏衍之流，为陈独秀、王明错误路线翻案的大毒草。剧本完全按照刘少奇对鲁迅攻击、污蔑的调子写的，由周扬五次“定调”、三次“审阅”，林默涵六次“复核”，夏衍亲自动手改写。 133.孙安动本：刘少奇称赞这个戏“有人民性，可以教育农民”。实则宣扬“为民请命”，与《谢瑶环》如出一辙，矛头指向毛主席。 134.李双双：抹杀阶级斗争，宣扬人性论。 135.红楼梦：宣扬才子佳人。 136.碧玉簪：宣扬封建道德，美化封建制度，宣扬奴隶主义。 137.魔术师的奇遇：宣扬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 138.女理发师：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丑化劳动人民，歌颂资本家太太，充满低级趣味。 139.燎原：歪曲我国革命斗争的历史，颠倒黑白，抹煞毛主席对安源大罢工的英明领导。丑化工人阶级，宣扬投降主义。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树碑立传。 140.球迷：攻击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丑化工人阶级。卖弄噱头，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41.甲午风云：影片歪曲历史，抹煞阶级斗争。它不表现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斗争精神，而是突出、夸大和美化为清朝统治者卖命的海军军官邓世昌，实质上是有意否定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丑化劳动人民形象。 142.锦上添花：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丑化劳动人民，歪曲工农关系，低级庸俗不堪。 143.杨乃武与小白菜：影片拍摄于一九六二年，影片台词中有“奇冤……已三载”，借古喻今，公然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并叫嚣“有朝一日宫廷变”，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篡党、篡军、篡政鼓气和做舆论准备。 144.野猪林：含沙射影地以宋朝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受迫害的遭遇，攻击党中央、毛主席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等所作的斗争。为彭德怀等鸣不平，煽动彭等伺机东山再起。 145.东进序曲：宣扬刘邓投降主义哲学，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谈判桌上，长敌人志气，灭我军威风，恶毒地攻击毛思想。 146.南海潮：歪曲阶级斗争，充满低级趣味。三十年代电影的翻版。反革命分子陶铸却为此片出笼大为叫好，说是“反映了广东的阶级斗争”。 147.齐王求将：写齐宣王昏庸无道，武备松散，列国趁机大举进攻，朝中无人，不得不去求七年前被他绞死但被田樱暗中救下的正宫娘娘挂帅出兵的故事。影片借此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毛主席，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颂歌。 148.红叶题诗：为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鼓励他们反扑。 149.*红日：涟水战役是违背主席指示的，（已经）七战七捷了，不按主席的电报干，还要再干，就打了大败仗。 150.*农奴：有缺点，揭露有余，歌颂农奴不够，情调低。强巴解放后还没有翻身有解放的要求，还是农奴。没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迷信色彩重，调子低，带有不好的宣传效果。 151.*水手长的故事：把敌人写的很高明，估计我们的情况很准确，我们写的很被动，故事不真实，后半部离奇得很。 152.*红河激浪：为高岗、习仲勋翻案。 153.*怒潮：美化彭德怀，为彭德怀翻案，最后写攻打城市，不建立农村根据地，是错误的军事路线。插曲有问题。 154*野火春风斗古城：争取关团长起义，没有和当时大的斗争环境联系起来，看不到争取的必要性。美化了关敬陶，似乎非争取他不可。把汉奸写得正义爱国，我们非常相信他，事实（上）是很危险的，是冒险主义。杨晓冬在关键时刻软弱；金环象泼妇，拔簪刺敌人不合理；银环是中间人物，累犯错误，与杨晓冬一见钟情，过分写了这段爱情。杨母三次出场，两次是给儿子说媳妇，歪曲了革命母亲的形象。（彩色小吉普输入） 155.*冰山上的来客：作者是伪满人员。没有党的领导，夸大个人作用，整个影片没有政治工作，排长凭吹笛子指挥战斗，凭歌子辨别特务。音乐从头到尾是靡靡之音，情歌都是伪满歌曲的翻版。 156.*抓壮丁：一九六二年，正当帝、修、反大肆反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的时候，篡军反党分子罗瑞卿在军委办公会议上提出要将舞台戏《抓壮丁》拍成电影。这是一部彻头彻尾为国民党蒋介石涂脂抹粉，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的反动透顶的影片。 157.*逆风千里：影片通过篡改历史，恶毒地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无耻地美化国民党反动派，明目张胆地宣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投降主义路线，疯狂地攻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贬低和否定一贯忠实执行毛主席军事路线的林彪同志，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康生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影片“动共产党之愤，动国民党之心”、“替国民党宣传”、“对蒋匪特务有指导作用”，并指示“禁止发行”。而影片的“总导演”陶铸却对抗说：“影片好是不好，但问题没那么严重，修改一下还是可以的。” 158.早春二月：根据柔石小说《二月》改编，“早春”二字为夏衍所加。影片美化叛徒，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抹煞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是夏衍“离经叛道”论的标本。 159.春燕展翅：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陈荒煤所谓“出口就是政治”，“在全世界绿灯放行”的代表作。 160.彩蝶纷飞：同上。 161.小铃铛：宣扬“和平”“幸福”，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典型标本，属于“五不要”影片。 162.尤三姐：歌颂叛逆性格，矛头直指社会主义现实生活。 163.飞刀华：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严重地毒害青少年。 164.如此爹娘：攻击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党的教育方针，筹划工人阶级。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65.北国江南：歪曲党的领导，把人的思想转变写成是因为资产阶级人情人性的力量，没有政治工作，大搞合二为一。写中间人物的典型。 166.金沙江畔：歌颂奴隶主的女儿，丑化伟大的红军，歪曲党的民族政策。 167.宝葫芦的秘密：歪曲党的教育方针，宣扬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毒害青少年。 168.蚕花姑娘：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69.两家人：颠倒是非，歪曲事实，极力丑化贫下中农形象，抹煞农业合作社运动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明目张胆地鼓吹单干的“优越性“，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影片充当了刘少奇大肆宣扬“四大自由”、“三自一包”和发展“三马一犁一轼”的富农经济的吹鼓手。 170.青年鲁班：为旧北京市委涂脂抹粉，歌功颂德。 171.满意不满意：歪曲青年店员形象，卖弄噱头，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72.东方歌舞：是专门为输出国外而拍摄的歌舞片。拍摄的歌舞全是花前月下，谈情说爱，轻歌漫舞的玩意儿。是一部“三降一灭”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代表作。 173.七十二家房客：宣扬低级趣味的黄色影片。三十年代的标本。 174.毛子佩闯房：黄色宫闱片。 175.桃花扇：喻古讽今，美化叛徒，为蒋介石匪帮招魂，为牛鬼蛇神颠复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176.*独立大队：毒草。整个是描写土匪，宣扬了土匪，丑化了军队，丑化了政工干部，对土匪的改造不依靠政治，而是依靠土匪的义气，靠土匪改造土匪。我们对土匪低三下四，好象离了他们不行。马龙的转变不知为什么？ 177.*青山恋：歪曲主席的话，把主席讲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说成未来属于落后分子的。歪曲老干部，对知识分子不搞教育，不靠政治思想工作，只靠温情。这些人都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但场长说这些人都是革命的、进步的，这些人来之不易。青年人中唯一的正面人物是一个不懂事的女孩子，没写与工农结合，对上海青年上山下乡是很大的歪曲。 178.*雷锋：有缺点。把雷锋的好事都集中到一天来作，不合理。影片中的毛主席画像不好，是政治性错误。将雷锋之好事由中间人物王大力来继承，不好。防洪指挥部主任的形象不好，他对雷锋说：“好接班人”，结果雷锋就死了，这不好。 179.*带兵的人：宣传中间人物。四连落后分子太多了，不象两年前的四好连队。连长只是严格要求，没有耐心说服，指导员工作很少，班长很粗暴，敲木鱼都打不到点子上。四好连队好象就是为了得红旗打转转。阶级教育不够，区小龙转变好象就是他姐姐唱了一段歌，歌也是软的。 180.*岸边激浪：写敌人很顽强、坚决，亲生儿子也干，我们麻痹，地主婆隐藏了十多年也没发现。把我们写的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军民联防，民兵没有政治工作。阿炳、阿兰也是一见钟情。 181.*兵临城下：歪曲历史，写敌人起义不是毛思想的胜利，和我强大军事威力和政策威力的结果，而是因为敌人内部派系之争。贩卖敌人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反动理论，为蒋军官兵歌功颂德。竭力美化敌军，丑化我军。直接反对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敌人不打不倒”的伟大指示。 182.*阿诗玛：宣扬爱情至上，影射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83.箭杆河边：歪曲阶级斗争，丑化贫下中农。这部影片是64年彭真下令匆匆拍摄出来的。彭真拍摄这部影片一方面是破坏江青同志领导的京剧革命，一方面是抢先一步，把《箭杆河边》拍成电影为自己涂脂抹粉，捞取政治资本。 184.汾水长流：恶毒地攻击党的农业合作社政策，丑化贫下中农。 185.女跳水队员：此片为“五不要”影片的代表作。“五不要”即不要共产党，不要毛主席，不要天安门，不要红旗，不要解放军。影片宣扬锦标主义和个人奋斗，宣扬资产阶级名利观点，毒害青少年。影片从内容到形式，都竭力迎合帝、资、修的需要。陶铸对此片赞赏不绝，说这片子很不错，很美，是南方题材，有广东特色，给人家（指长影）拿去拍了。 186.浪淘滚滚：攻击我国水利建设大跃进，歪曲、丑化党的干部。 187.小二黑结婚：1964年摄制完成，这是明目张胆地与中央号召青年晚婚唱反调。影片中三仙姑、二诸葛等封建迷信玩神弄鬼，搞得乌烟瘴气。（彩色小吉普输入） 188.霓虹灯下的哨兵：歪曲解放军形象。 189.刘明珠：歌颂海瑞和海瑞精神。 190.*烈火中永生：严重的问题是为重庆市委书记（叛徒）翻案。小说里许唐枫是工委书记，而在影片里成了市委书记，这是根本不同的。歪曲白区工作，市委书记在饭馆谈工作，江姐一被捕就承认自己是党员。地下办《挺进报》是盲动主义。把华莹山游击队写成由重庆市委领导的，而重庆市委又受上海局领导，是城市领导农村斗争。既违背主席思想，又不符合历史事实。当时不是上海局，而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许唐枫、江姐两个形象不好，许象旧知识分子，江有些娇气，华子良为疯子。有句台词不好，如特务头子沈醉对江姐说：“我可以把你全身扒光”。一面写生死斗争，一面写天安门联欢，把天安门联欢写在这个场合不好。 191*.女飞行员：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招了些飞行员，是彭得怀、黄克诚领导时，影片却把林总的话写到那里，是为彭、黄翻案。宣扬了人和技术的矛盾，宣扬了技术第一。对留用的国民党教员只强调了技术改革，不强调思想改造，所有人物情节都是一切为了上天。写女飞行员只为了给妇女争口气，山沟里出凤凰。女飞行员写得很软弱，一遇问题就哭鼻子，不写政治思想工作，思想转变很简单，杨大娘一说，项菲就转变了。 192.路考：歪曲工人形象，把青年工人写成了二流子，宣扬个人奋斗和个人英雄主义；把老工人写成粗暴简单、满脑子旧意识的个人主义者。鼓吹培养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接班人，竭力丑化新社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 193.龙马精神：攻击人民公社，歪曲农村阶级斗争，鼓吹“中间人物”，污蔑党的领导。 194.红石钟声：同上。 195.山村姐妹：为旧北京市委彭真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涂脂抹粉、歌功颂德。 196.红色背篓：同上 197.红色邮路：同上。 198.舞台姐妹：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为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夏衍、田汉等树碑立传。 199.血碑：宣扬敌人的威风，丑化贫下中农。全片描写主人公几次告状，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开明上，乞求自由。 200.补锅：歪曲下乡知识青年的新才子佳人戏。陶铸看了后，高兴地说：“看了《补锅》就不用看《拾玉镯》了。” 注：有*记号者摘自江青同志一九六六年五月在全军创作会议上关于电影问题谈话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其中《抓壮丁》、《兵临城下》、《阿诗玛》、《逆风千里》、《青春的脚步》等五部，在江青同志谈话记录稿上没有评语，是我们补的。

新闻记录片 201.万象更新：56年年底出笼，是大毒草《不夜城》的姐妹作。影片极力歪曲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大肆宣扬刘少奇“剥削无罪，压迫有理”的反动谬论。资本家换上一套衣服，便和工人手拉手地进入社会主义了。影片还赞扬资本家说什么：“人民几乎忘掉他是一个资本家”。同时，还通过资本家的嘴说：“公私合营以后，从物质生活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的很好。”这和刘少奇在49年对大汉奸、大资本家宋（上非下木）卿所说的：“你们好好干，幸福刚刚开始，无论到什么时候，到共产主义也好，该坐小汽车还坐小汽车……地位还是一样”一脉相承。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彻头彻尾的叛变。 奔雷手 -------------------------------------------------------------------------------- 202.刘少奇到上海：58年9月下旬，刘少奇带着他的臭妖婆王光美去上海，到处收集污蔑大跃进的黑材料，到处放毒。影片却左一个“刘少奇同志”，右一个“中央首长”肉麻地吹捧。还说什么“深入”工农群众，“关心”人民生活，拼命往这个中国赫鲁晓夫脸上贴金。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影片还胡说什么工人“见到刘少奇同志是最大的幸福”，什么“与中央首长坐在一起谈话，真实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又胡说什么一个女工忘了对刘少奇讲“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而非常后悔，等等。真实混蛋透顶！ 203.横扫五气：用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形象，在云里乱跳乱舞，用大笔乱点出“横扫五气大跃进”，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江青同志在看影片时，不止一次气愤地说：“太丑恶了”、“太糟糕了”、“简直乌七八糟”，特别是看到“五气”的丑恶表演时，更是气愤地说：“我们的干部就这样呀！简直是糟蹋我们。”陈伯达同志看了不久就说：“简直不敢看。”气愤地走开了。江青同志还说：“新闻片还可以出这些东西？”康生同志说：“怪事。” 204.梅兰芳：用大量篇幅宣扬梅兰芳个人奋斗的道路和艺术至上的反动思想，并恶毒地用毛主席接见的镜头来肯定梅兰芳的反动文艺方向。 205.阿拉木图----兰州（与苏修合拍）：宣扬与苏修合作，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206.珠穆朗玛之歌：把最黑暗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的西藏描写成没有阶级斗争的充满一片幸福、美好的社会。 207.上海人民欢庆建国十周年：影片中竟把大毒草《海瑞上疏》也搬上了银幕，并吹嘘为是：“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自编自导自演的新戏“，鼓吹海瑞精神，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 208.苏绣：影片中毛主席绣像的镜头被夏衍剪掉。夏衍丧心病狂地说这个镜头不剪掉就不能出国。 209.美国展览会在苏联：苏修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之后，在新闻片里还大肆宣扬苏修“成就”和赫秃的活动。直到59年10月，苏美勾结戴维营会谈之后，新闻片仍在继续反映苏美的“友好”活动，此片是其中一例。 210.伟大的友谊：59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大骂我国“好战”、“冒险主义”，而我们却在拍摄吹捧赫鲁晓夫的《伟大的友谊》。60年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大肆反华，《伟大的友谊》还拿出来公开上映。 211.安源煤矿----光辉的一页：是反动影片《燎原》的姐妹作。歪曲党的历史，颠倒黑白，为中国赫鲁晓夫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在整个影片中，根本不谈毛思想，不表现安源广大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却胡说什么“今天安源工人继承刘少奇的光荣革命传统，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混蛋透顶。 212.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这是59年9月赫鲁晓夫臭名昭著的美国之行的记录片。影片大肆宣扬苏修领导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外交总路线，竭力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反革命谬论，妄图瓦解世界革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在影片中，赫秃子和美帝反动头子艾森豪威尔打得火热，完全暴露了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叛徒的奴才嘴脸。 213.春节大联欢：大肆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文人、艺人，甚至歌颂大资本家，恶毒地用毛主席的镜头来陪衬资本家的进步。 214.在激流中：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撑腰，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影片受到“三家村”头目邓拓的大为赞赏，得了“电影百花奖”，邓拓为此片亲笔题字。 215.北京紫禁城：歌颂封建帝王，宣扬宫廷生活。 216.北京大观：和香港资本家合拍的卖国主义影片。 217.诗人杜甫：借古讽今，咒骂社会主义，污蔑三面红旗，并居然用毛主席参观杜甫草堂来污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218.大庆油田：记录刘少奇“视察”油田，为刘少奇涂脂抹粉。 219.刘少奇在黑龙江：刘授意拍摄“视察”林区活动，为自己树碑立传。 220.刘少奇访问内蒙：也为刘授意拍摄，为自己树碑立传。 221.迎春：吹捧“三和一少”。 222.健美的体操：宣传低级趣味。 223.刘少奇访问印尼：这部影片是在刘少奇和臭妖婆王光美直接指使和参与下炮制出来的。这部影片是刘少奇在外事活动中长期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大暴露，也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和丑恶灵魂的大暴露。这是一部极好的反面教材。 224.刘少奇访问缅甸。可谓《访问印尼》的续集。影片中刘少奇和缅甸反动头子奈温勾勾搭搭、亲若兄弟，又一次暴露刘少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叛徒的丑恶嘴脸。 225.刘少奇访问朝鲜：刘少奇在这个国家里，完全无视美帝国主义仍然侵略和占领着这个国家南部的半壁河山，完全无视这个国家南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对美帝国主义进行艰苦的斗争。影片没有一处提到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占领这个国家的南半部的问题，甚至在“讲话”中连美帝国主义都不敢提。在影片的结尾，祝愿这个国家的人民“快马加鞭走向新的建设高潮”之后，还接着祝愿“三千里美丽河山一定会重新统一，三千万英雄的人民一定重新团聚”。好象美帝国主义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了。这部影片由刘少奇亲自审查通过。刘看过后说：“很好！很好1我没有意见。”事后还说：“这是访问影片中归好的一部”。因此，这部影片被评为十大“优秀影片”的第一名。 226.美丽的西双版纳：抹杀阶级斗争，迎合帝国、修胃口，贯彻“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 227.兵种比武：鼓吹反革命修正主义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宣扬技术第一，公然与林彪同志“四个第一”的指示相对抗，为罗等进一步篡党、篡军作舆论准备。同类影片尚有《汇演》、《步兵比武》、《海军比武》、《山东民兵比武》等。 228.掏粪工人时传祥：美化大工贼时传祥及其主子刘少奇。 229.北京农业大跃进：彭真等反革命野心家想“通过电影”来证明“有些大寨式的单位（指北京）比大寨搞得还早”，这不仅是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相对抗，并且妄图通过北京这块黑“试验田”和“指挥田”，来为刘、邓、彭、罗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篡党、篡军、篡政作舆论准备。影片中毛主席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的场面，彭真根本没有参加，而影片的炮制者却卑鄙地从另一个地方找来彭真的一张照片硬塞到影片中去，来抬高彭的身价。影片还竟恶毒地提出“两主席”的反动论调。影片彭真亲自审查三次，邓拓审查达二十五次之多。影片完成后，竟又提出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看片”和“影片要拿到国外去”等要求。彭真等一小撮反革命阴谋家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230.北京工业大跃进：是接着《北京农业大跃进》之后拍摄的。彭真等尝到了甜头，又想如法炮制一番。影片未摄制完成。 科教片 231.桂林山水：影片以介绍风景为名，行宣扬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实。妄图让广大工农兵群众忘掉阶级斗争，追求资产阶级情调，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此片受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欢迎，连获“卡罗维发利第九届国际电影节短记录片奖”，“大马士革第三届国际博览会电影联欢会铜质第二奖章”。 232.菊花：宣扬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 233.金鱼：宣扬资产阶级情调。 234.苏州园林：宣扬亭台楼阁、风花雪月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为阶级斗争熄灭论服务。影片中还出现小脚女人、穿旗袍的小姐、白胡子的老人等人物。 235.杂技里的秘密：追求奇趣，宣扬“科学寓于娱乐之中”的修正主义谬论。 236.他们怎样过日子：恶毒丑化工人阶级形象，宣扬资产阶级金钱万能的反动观点。 237.盆景：这是周扬提出要拍的。宣扬资产阶级情趣和“病态美”，为阶级斗争熄灭论服务。 238.龙门石窟：宣扬封建主义艺术，把一尊尊散发着封建迷信的佛象都搬上银幕。 239.自动化饭店：煽动群众对三年自然灾害不满，对社会主义对党不满。 240.飞向宇宙：吹嘘苏修宇宙飞行的“成就”。 241.小生水袖的基本动作：为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培养接班人。同类的影片还有《旦角的扇子和汗巾》、《丑角的步法和动作》。 242.任伯年的画：任伯年是清朝封建文人。影片以介绍任伯年的画为名，借古喻今，指桑骂槐，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制度。影片别有用心地以大量篇幅介绍三幅钟馗画。一幅是“无所适从的钟馗”。一幅是所谓“洞察其奸”。一幅是名叫“无谷风灯”的画，画上钟馗拿了一束干瘪的稻子，一个小孩拿着一盏被风吹得快要熄灭的灯笼。这幅画是任伯年用“无谷风灯”来影射当时清朝统治者粉饰太平、吹嘘“五谷丰登”的一幅讽刺画，而影片的作者，在我国遭受自然灾害时期，把这幅画搬出来，其反动的政治目的是昭然若揭的了。 243.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宣扬资产阶级白专道路，为资本主义反动“权威”树碑立传。 244.你知道吗？：广大革命群众最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但是，影片却胡说什么“人们都讲日出东方，其实，这是不合道理的“，恶毒地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彩色小吉普输入） 245.知识老人：影片分两集，以“讲知识”幌子，公开反对毛主席所说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的科学论断。影片宣扬知识从书本上来，从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那里来，把观众引向白专道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顶礼膜拜、屈膝投降。影片的上集得了《大众电影》举办的所谓“百花奖”的“最佳科教片奖”。 246.巧裁缝：恶毒攻击三年自然灾害弄得人民缝缝补补，没衣服穿。 247.不平静的夜：影片是在62年社会上大刮翻案风中拍摄的。影片打着猫头鹰是益鸟不是害鸟，要为猫头鹰翻案的幌子，指桑骂槐，要为牛鬼蛇神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影片还借题发挥，在“夜”字上大做文章，影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不平静的夜”。 248.小太阳：胡说什么天上只有一个太阳还太冷，北极的冰雪都没法融化，万物不能生长，必须再制造一个小太阳，天上有两个太阳才行，以此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249.带翅膀的媒人：影片借虫与花的关系，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庸俗、黄色的情调。影片把蜜蜂比做“媒人”、“月下老人”，大谈什么花儿如何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用花香、花蜜去引诱“媒人”等等，毒害广大青年，妄图把青年引向忘记阶级斗争、沉溺于爱情之中的修正主义泥坑。 250.泥石流：影片把泥石流这种自然现象写得很可怕，好象人根本没有办法制服它。在影片解说词中说：“在山区建设中，遇到这种特大泥石流，以避开为宜”，宣扬刘少奇的逃跑主义和活命哲学，与毛主席“人的因素第一”的教导唱反调。 251.消灭农牧区鼠害：打着为农业服务的幌子，贩卖“全民文艺”的黑货。影片用猎奇的手法，表现害鼠的生活习性。有人看了影片后，表示真想养几只老鼠玩玩。 252.冬季充分利用蔬菜：所谓的“农业片”，实质上是夸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表现没菜吃，把家庭里吃剩的菜根栽上再生出菜来吃。 253.花为谁开？：所谓的“农业基本知识”片，宣扬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资产阶级美学观点。 254.从小锻炼身体：推销苏修幼儿锻炼方式，为资产阶级少爷小姐服务，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255.揭开棉蚜生活的秘密：借害虫棉蚜之口，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彩色小吉普输入） 256.在海涂上：用猎奇的手法，以资产阶级的情调，歪曲劳动人民形象，宣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工农，高踞工农之上的修正主义观点。 257.对虾：通过对虾的“伤心史”，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供资产阶级观赏。 258.钟：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颂古非今，吹捧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专家”。 259.一枝铅笔：表面上是讲铅笔的生产过程，实质上是宣扬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的生活方式。 260.江河湖海游泳安全常识：打着讲安全知识的旗号，宣扬资产阶级活命哲学，反对毛主席到江河湖海去锻炼的伟大号召。 美术片 261.神笔：宣扬阶级调和，公开号召劳动人民不要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影片竭力鼓吹只有凭借神力（神笔）才能消灭统治阶级。此片极受帝、修、资的赞赏。56年、57年，先后获得威尼斯第十七届国际儿童电影节文艺影片一等奖，大马士革第三届博览会电影短片银章第一奖章，南斯拉夫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儿童电影节优秀儿童电影奖，波兰华沙第二届国际儿童比赛会木偶片特别优秀奖。 262.一只鞋：宣扬“老虎不吃人”，帝国主义本性改变了。还明目张胆地说：“老虎屁股打不得”，“要和老虎常来常往”等等，宣扬刘少奇卖国主义的叛徒哲学，攻击毛主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 .金耳环与铁锄头：极力颂扬公主对爱情的忠诚，宣扬阶级调和。 264.鸽子：大肆宣扬和平主义，宣扬合法斗争。 265.骄傲的将军：是57年配合右派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影片借古喻今，影射当前的现实生活，用一个狂妄昏庸、自命“天下第一英雄”的将军覆灭的故事，对党对社会主义疯狂地咒骂，并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266.大闹天宫：发泄对社会主义现实的不满，号召牛鬼蛇神大闹社会主义江山，影片中的孙悟空已不是勇敢、正直、革命造反的形象，而是牛鬼蛇神、流氓无赖的化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荒煤就曾露骨地说：“《大闹天宫》强调不怕一切，不被正统压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67.太阳的小客人：配合苏修的三和政策，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友谊。 268.掌中戏：记录木偶艺术中封建阶级黄色下流的色情戏，歌颂封建地主的保镖侠客。 269.孔雀公主：极力美化统治阶级，宣扬王子的勇敢、公主的美丽善良，歌颂地主头子的“爱国主义”。宣扬才子佳人的爱情，污蔑劳动人民。 270.一幅侗锦：百般丑化劳动人民。 271.牧童与公主：描写封建统治阶级公主和劳动人民的爱情，宣扬阶级调和。 272.森林之王：配合“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修正主义谬论，宣扬大国沙文主义。 273.集体有余：宣扬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宣扬个人发财、大搞资本主义，污蔑个体经济加入集体经济是为了个人的更有利，宣扬“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刘修哲学，丑化贫下中农，攻击人民公社。 274.济公斗蟋蟀：宣扬阶级调和，丑化劳动人民，歌颂维护封建阶级利益的奴才济公。 275.伐木人：歪曲毛主席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污蔑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丑化非洲人民的英雄形象。 276.壁画里的故事：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片面强调生产。影片用动物、自然现象拟人化，以庸俗的噱头表现人和自然的斗争。 277.丝腰带：借古喻今，以寓言形式讽刺困难时期的劳动人民，对贫下中农极尽污蔑之能事。 278.黄金梦：宣扬“和平过渡”，说什么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可引起他们自行灭亡，无产阶级可以不必向剥削阶级进行斗争。 279.牧笛：正当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内外阶级敌人大肆反华，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影片则极力宣扬没有阶级斗争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妄图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使人民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 280.金色的海螺：丑化劳动人民，美化统治阶级，影片写劳动人民向公主求爱、向统治阶级求情，期求恩赐，以所谓真挚的感情来感动统治阶级，宣扬阶级调和。 三十年代与香港影片 281.马路天使：描写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一群小人物的命运。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渲染胡闹庸俗的低级趣味。影片中的插曲是黄色歌曲，在我国青年中毒害很大。 282.桃李劫：描写旧社会里所谓小人物的命运。通过毕业就是失业这一主题，否定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人道主义。 283.夜半歌声：描写在军阀时期一对青年被封建势力迫害的悲剧，歌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宣扬悲观消极的情绪。 284.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一个 国民党军官遗弃妻子的故事，美化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285.十字街头：描写抗日战争以前的知识青年徘徊十字街头的故事。回避民族矛盾，宣扬悲观消极情绪，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彩色小吉普输入） 286.风云儿女：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一个青年诗人参加抗日的故事，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287.乌鸦与麻雀：描写解放前夕，上海一个国民党小官僚强占民房欺压一群小人物的故事，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288.新寡：影片描写一个青年寡妇的生活遭遇，调和阶级矛盾，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289.抢新郎：根据川剧《拉郎配》改编。抹杀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宣扬胡闹庸俗的低级趣味。 290.红颜劫：通过一个守寡的女人，为了抚育儿女，在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宣扬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否定了政权问题是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 291.笑笑笑：描写二十多年前一个旧社会的失业职员，为了维持全家生活，改唱滑稽戏，被人认为“下流”，甚至连子女对他也不谅解，抹杀了旧社会的阶级斗争，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292.孽海花：根据“活捉王魁”改编。宣扬封建伦理观念。 293.小月亮：描写一个骄傲成性的资产阶级小姐所谓改正缺点的故事，美化港英反动统治阶级，鼓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294.渔光恋：通过一个青年渔民的悲剧，丑化劳动人民，宣扬悲观、失望的颓废情绪。 295.垃圾千金：描写几个拾垃圾的孤儿流浪生活，抹杀了港英反动统治下的阶级斗争，宣扬了胡闹庸俗的低级趣味。 296.野玫瑰：是一部描写多角恋爱胡闹噱头的影片，大力丑化劳动人民，抹杀阶级斗争。 297.乔迁之喜：通过一个小职员由于生活水平逐步降低与住屋的几次变迁，描写所谓小人物的命运，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298.绝代佳人：宣扬封建社会的英雄美人。 299.啼笑因缘：描写军阀统治时期，一对恋爱青年由于军阀头子的阻挠而造成了悲剧，宣扬爱情至上，渲染悲剧颓废的情趣。 300.可怜天下父母心：描写一个失业的知识分子，由于负担不起子女的抚养的责任而自杀的故事，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

外国翻译故事片 301.第四十一：苏修丘赫莱依的大毒草。王牌修片之一。描写一个工人出身的女红军战士与一白匪军官的恋爱故事，抹杀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歪曲列宁时代的红军战士，美化白匪军，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202.刘少奇到上海：58年9月下旬，刘少奇带着他的臭妖婆王光美去上海，到处收集污蔑大跃进的黑材料，到处放毒。影片却左一个“刘少奇同志”，右一个“中央首长”肉麻地吹捧。还说什么“深入”工农群众，“关心”人民生活，拼命往这个中国赫鲁晓夫脸上贴金。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影片还胡说什么工人“见到刘少奇同志是最大的幸福”，什么“与中央首长坐在一起谈话，真实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又胡说什么一个女工忘了对刘少奇讲“祝您老人家身体健康“而非常后悔，等等。真实混蛋透顶！ 203.横扫五气：用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的形象，在云里乱跳乱舞，用大笔乱点出“横扫五气大跃进”，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江青同志在看影片时，不止一次气愤地说：“太丑恶了”、“太糟糕了”、“简直乌七八糟”，特别是看到“五气”的丑恶表演时，更是气愤地说：“我们的干部就这样呀！简直是糟蹋我们。”陈伯达同志看了不久就说：“简直不敢看。”气愤地走开了。江青同志还说：“新闻片还可以出这些东西？”康生同志说：“怪事。” 204.梅兰芳：用大量篇幅宣扬梅兰芳个人奋斗的道路和艺术至上的反动思想，并恶毒地用毛主席接见的镜头来肯定梅兰芳的反动文艺方向。 205.阿拉木图----兰州（与苏修合拍）：宣扬与苏修合作，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206.珠穆朗玛之歌：把最黑暗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的西藏描写成没有阶级斗争的充满一片幸福、美好的社会。 207.上海人民欢庆建国十周年：影片中竟把大毒草《海瑞上疏》也搬上了银幕，并吹嘘为是：“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自编自导自演的新戏“，鼓吹海瑞精神，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 208.苏绣：影片中毛主席绣像的镜头被夏衍剪掉。夏衍丧心病狂地说这个镜头不剪掉就不能出国。 209.美国展览会在苏联：苏修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之后，在新闻片里还大肆宣扬苏修“成就”和赫秃的活动。直到59年10月，苏美勾结戴维营会谈之后，新闻片仍在继续反映苏美的“友好”活动，此片是其中一例。 210.伟大的友谊：59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大骂我国“好战”、“冒险主义”，而我们却在拍摄吹捧赫鲁晓夫的《伟大的友谊》。60年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大肆反华，《伟大的友谊》还拿出来公开上映。 211.安源煤矿----光辉的一页：是反动影片《燎原》的姐妹作。歪曲党的历史，颠倒黑白，为中国赫鲁晓夫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在整个影片中，根本不谈毛思想，不表现安源广大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却胡说什么“今天安源工人继承刘少奇的光荣革命传统，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混蛋透顶。 212.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这是59年9月赫鲁晓夫臭名昭著的美国之行的记录片。影片大肆宣扬苏修领导集团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外交总路线，竭力鼓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反革命谬论，妄图瓦解世界革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在影片中，赫秃子和美帝反动头子艾森豪威尔打得火热，完全暴露了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叛徒的奴才嘴脸。 213.春节大联欢：大肆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文人、艺人，甚至歌颂大资本家，恶毒地用毛主席的镜头来陪衬资本家的进步。 214.在激流中：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撑腰，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影片受到“三家村”头目邓拓的大为赞赏，得了“电影百花奖”，邓拓为此片亲笔题字。 215.北京紫禁城：歌颂封建帝王，宣扬宫廷生活。 216.北京大观：和香港资本家合拍的卖国主义影片。 217.诗人杜甫：借古讽今，咒骂社会主义，污蔑三面红旗，并居然用毛主席参观杜甫草堂来污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218.大庆油田：记录刘少奇“视察”油田，为刘少奇涂脂抹粉。 219.刘少奇在黑龙江：刘授意拍摄“视察”林区活动，为自己树碑立传。 220.刘少奇访问内蒙：也为刘授意拍摄，为自己树碑立传。 221.迎春：吹捧“三和一少”。 222.健美的体操：宣传低级趣味。 223.刘少奇访问印尼：这部影片是在刘少奇和臭妖婆王光美直接指使和参与下炮制出来的。这部影片是刘少奇在外事活动中长期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大暴露，也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和丑恶灵魂的大暴露。这是一部极好的反面教材。 224.刘少奇访问缅甸。可谓《访问印尼》的续集。影片中刘少奇和缅甸反动头子奈温勾勾搭搭、亲若兄弟，又一次暴露刘少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叛徒的丑恶嘴脸。 225.刘少奇访问朝鲜：刘少奇在这个国家里，完全无视美帝国主义仍然侵略和占领着这个国家南部的半壁河山，完全无视这个国家南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对美帝国主义进行艰苦的斗争。影片没有一处提到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占领这个国家的南半部的问题，甚至在“讲话”中连美帝国主义都不敢提。在影片的结尾，祝愿这个国家的人民“快马加鞭走向新的建设高潮”之后，还接着祝愿“三千里美丽河山一定会重新统一，三千万英雄的人民一定重新团聚”。好象美帝国主义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了。这部影片由刘少奇亲自审查通过。刘看过后说：“很好！很好1我没有意见。”事后还说：“这是访问影片中归好的一部”。因此，这部影片被评为十大“优秀影片”的第一名。 226.美丽的西双版纳：抹杀阶级斗争，迎合帝国、修胃口，贯彻“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 227.兵种比武：鼓吹反革命修正主义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宣扬技术第一，公然与林彪同志“四个第一”的指示相对抗，为罗等进一步篡党、篡军作舆论准备。同类影片尚有《汇演》、《步兵比武》、《海军比武》、《山东民兵比武》等。 228.掏粪工人时传祥：美化大工贼时传祥及其主子刘少奇。 229.北京农业大跃进：彭真等反革命野心家想“通过电影”来证明“有些大寨式的单位（指北京）比大寨搞得还早”，这不仅是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相对抗，并且妄图通过北京这块黑“试验田”和“指挥田”，来为刘、邓、彭、罗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篡党、篡军、篡政作舆论准备。影片中毛主席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的场面，彭真根本没有参加，而影片的炮制者却卑鄙地从另一个地方找来彭真的一张照片硬塞到影片中去，来抬高彭的身价。影片还竟恶毒地提出“两主席”的反动论调。影片彭真亲自审查三次，邓拓审查达二十五次之多。影片完成后，竟又提出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看片”和“影片要拿到国外去”等要求。彭真等一小撮反革命阴谋家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是可忍，孰不可忍！ 230.北京工业大跃进：是接着《北京农业大跃进》之后拍摄的。彭真等尝到了甜头，又想如法炮制一番。影片未摄制完成。 科教片 231.桂林山水：影片以介绍风景为名，行宣扬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之实。妄图让广大工农兵群众忘掉阶级斗争，追求资产阶级情调，走上修正主义道路。此片受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欢迎，连获“卡罗维发利第九届国际电影节短记录片奖”，“大马士革第三届国际博览会电影联欢会铜质第二奖章”。 232.菊花：宣扬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 233.金鱼：宣扬资产阶级情调。 234.苏州园林：宣扬亭台楼阁、风花雪月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为阶级斗争熄灭论服务。影片中还出现小脚女人、穿旗袍的小姐、白胡子的老人等人物。 235.杂技里的秘密：追求奇趣，宣扬“科学寓于娱乐之中”的修正主义谬论。 236.他们怎样过日子：恶毒丑化工人阶级形象，宣扬资产阶级金钱万能的反动观点。 237.盆景：这是周扬提出要拍的。宣扬资产阶级情趣和“病态美”，为阶级斗争熄灭论服务。 238.龙门石窟：宣扬封建主义艺术，把一尊尊散发着封建迷信的佛象都搬上银幕。 239.自动化饭店：煽动群众对三年自然灾害不满，对社会主义对党不满。 240.飞向宇宙：吹嘘苏修宇宙飞行的“成就”。 241.小生水袖的基本动作：为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培养接班人。同类的影片还有《旦角的扇子和汗巾》、《丑角的步法和动作》。 242.任伯年的画：任伯年是清朝封建文人。影片以介绍任伯年的画为名，借古喻今，指桑骂槐，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和社会主义制度。影片别有用心地以大量篇幅介绍三幅钟馗画。一幅是“无所适从的钟馗”。一幅是所谓“洞察其奸”。一幅是名叫“无谷风灯”的画，画上钟馗拿了一束干瘪的稻子，一个小孩拿着一盏被风吹得快要熄灭的灯笼。这幅画是任伯年用“无谷风灯”来影射当时清朝统治者粉饰太平、吹嘘“五谷丰登”的一幅讽刺画，而影片的作者，在我国遭受自然灾害时期，把这幅画搬出来，其反动的政治目的是昭然若揭的了。 243.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宣扬资产阶级白专道路，为资本主义反动“权威”树碑立传。 244.你知道吗？：广大革命群众最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但是，影片却胡说什么“人们都讲日出东方，其实，这是不合道理的“，恶毒地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彩色小吉普输入） 245.知识老人：影片分两集，以“讲知识”幌子，公开反对毛主席所说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的科学论断。影片宣扬知识从书本上来，从资产阶级“专家”、“权威”那里来，把观众引向白专道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顶礼膜拜、屈膝投降。影片的上集得了《大众电影》举办的所谓“百花奖”的“最佳科教片奖”。 246.巧裁缝：恶毒攻击三年自然灾害弄得人民缝缝补补，没衣服穿。 247.不平静的夜：影片是在62年社会上大刮翻案风中拍摄的。影片打着猫头鹰是益鸟不是害鸟，要为猫头鹰翻案的幌子，指桑骂槐，要为牛鬼蛇神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影片还借题发挥，在“夜”字上大做文章，影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不平静的夜”。 248.小太阳：胡说什么天上只有一个太阳还太冷，北极的冰雪都没法融化，万物不能生长，必须再制造一个小太阳，天上有两个太阳才行，以此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 249.带翅膀的媒人：影片借虫与花的关系，大肆宣扬资产阶级腐朽、庸俗、黄色的情调。影片把蜜蜂比做“媒人”、“月下老人”，大谈什么花儿如何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用花香、花蜜去引诱“媒人”等等，毒害广大青年，妄图把青年引向忘记阶级斗争、沉溺于爱情之中的修正主义泥坑。 250.泥石流：影片把泥石流这种自然现象写得很可怕，好象人根本没有办法制服它。在影片解说词中说：“在山区建设中，遇到这种特大泥石流，以避开为宜”，宣扬刘少奇的逃跑主义和活命哲学，与毛主席“人的因素第一”的教导唱反调。 251.消灭农牧区鼠害：打着为农业服务的幌子，贩卖“全民文艺”的黑货。影片用猎奇的手法，表现害鼠的生活习性。有人看了影片后，表示真想养几只老鼠玩玩。 252.冬季充分利用蔬菜：所谓的“农业片”，实质上是夸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表现没菜吃，把家庭里吃剩的菜根栽上再生出菜来吃。 253.花为谁开？：所谓的“农业基本知识”片，宣扬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资产阶级美学观点。 254.从小锻炼身体：推销苏修幼儿锻炼方式，为资产阶级少爷小姐服务，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255.揭开棉蚜生活的秘密：借害虫棉蚜之口，恶毒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彩色小吉普输入） 256.在海涂上：用猎奇的手法，以资产阶级的情调，歪曲劳动人民形象，宣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离工农，高踞工农之上的修正主义观点。 257.对虾：通过对虾的“伤心史”，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供资产阶级观赏。 258.钟：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颂古非今，吹捧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专家”。 259.一枝铅笔：表面上是讲铅笔的生产过程，实质上是宣扬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的生活方式。 260.江河湖海游泳安全常识：打着讲安全知识的旗号，宣扬资产阶级活命哲学，反对毛主席到江河湖海去锻炼的伟大号召。 美术片 261.神笔：宣扬阶级调和，公开号召劳动人民不要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影片竭力鼓吹只有凭借神力（神笔）才能消灭统治阶级。此片极受帝、修、资的赞赏。56年、57年，先后获得威尼斯第十七届国际儿童电影节文艺影片一等奖，大马士革第三届博览会电影短片银章第一奖章，南斯拉夫举办的第一届国际儿童电影节优秀儿童电影奖，波兰华沙第二届国际儿童比赛会木偶片特别优秀奖。 262.一只鞋：宣扬“老虎不吃人”，帝国主义本性改变了。还明目张胆地说：“老虎屁股打不得”，“要和老虎常来常往”等等，宣扬刘少奇卖国主义的叛徒哲学，攻击毛主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 .金耳环与铁锄头：极力颂扬公主对爱情的忠诚，宣扬阶级调和。 264.鸽子：大肆宣扬和平主义，宣扬合法斗争。 265.骄傲的将军：是57年配合右派向党进攻的一支毒箭。影片借古喻今，影射当前的现实生活，用一个狂妄昏庸、自命“天下第一英雄”的将军覆灭的故事，对党对社会主义疯狂地咒骂，并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266.大闹天宫：发泄对社会主义现实的不满，号召牛鬼蛇神大闹社会主义江山，影片中的孙悟空已不是勇敢、正直、革命造反的形象，而是牛鬼蛇神、流氓无赖的化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荒煤就曾露骨地说：“《大闹天宫》强调不怕一切，不被正统压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67.太阳的小客人：配合苏修的三和政策，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友谊。 268.掌中戏：记录木偶艺术中封建阶级黄色下流的色情戏，歌颂封建地主的保镖侠客。 269.孔雀公主：极力美化统治阶级，宣扬王子的勇敢、公主的美丽善良，歌颂地主头子的“爱国主义”。宣扬才子佳人的爱情，污蔑劳动人民。 270.一幅侗锦：百般丑化劳动人民。 271.牧童与公主：描写封建统治阶级公主和劳动人民的爱情，宣扬阶级调和。 272.森林之王：配合“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修正主义谬论，宣扬大国沙文主义。 273.集体有余：宣扬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宣扬个人发财、大搞资本主义，污蔑个体经济加入集体经济是为了个人的更有利，宣扬“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刘修哲学，丑化贫下中农，攻击人民公社。 274.济公斗蟋蟀：宣扬阶级调和，丑化劳动人民，歌颂维护封建阶级利益的奴才济公。 275.伐木人：歪曲毛主席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理论，污蔑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丑化非洲人民的英雄形象。 276.壁画里的故事：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片面强调生产。影片用动物、自然现象拟人化，以庸俗的噱头表现人和自然的斗争。 277.丝腰带：借古喻今，以寓言形式讽刺困难时期的劳动人民，对贫下中农极尽污蔑之能事。 278.黄金梦：宣扬“和平过渡”，说什么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可引起他们自行灭亡，无产阶级可以不必向剥削阶级进行斗争。 279.牧笛：正当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内外阶级敌人大肆反华，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影片则极力宣扬没有阶级斗争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妄图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使人民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 280.金色的海螺：丑化劳动人民，美化统治阶级，影片写劳动人民向公主求爱、向统治阶级求情，期求恩赐，以所谓真挚的感情来感动统治阶级，宣扬阶级调和。 三十年代与香港影片 281.马路天使：描写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一群小人物的命运。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渲染胡闹庸俗的低级趣味。影片中的插曲是黄色歌曲，在我国青年中毒害很大。 282.桃李劫：描写旧社会里所谓小人物的命运。通过毕业就是失业这一主题，否定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人道主义。 283.夜半歌声：描写在军阀时期一对青年被封建势力迫害的悲剧，歌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宣扬悲观消极的情绪。 284.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一个 国民党军官遗弃妻子的故事，美化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285.十字街头：描写抗日战争以前的知识青年徘徊十字街头的故事。回避民族矛盾，宣扬悲观消极情绪，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彩色小吉普输入） 286.风云儿女：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一个青年诗人参加抗日的故事，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287.乌鸦与麻雀：描写解放前夕，上海一个国民党小官僚强占民房欺压一群小人物的故事，丑化劳动人民形象，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288.新寡：影片描写一个青年寡妇的生活遭遇，调和阶级矛盾，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289.抢新郎：根据川剧《拉郎配》改编。抹杀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宣扬胡闹庸俗的低级趣味。 290.红颜劫：通过一个守寡的女人，为了抚育儿女，在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宣扬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否定了政权问题是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 291.笑笑笑：描写二十多年前一个旧社会的失业职员，为了维持全家生活，改唱滑稽戏，被人认为“下流”，甚至连子女对他也不谅解，抹杀了旧社会的阶级斗争，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292.孽海花：根据“活捉王魁”改编。宣扬封建伦理观念。 293.小月亮：描写一个骄傲成性的资产阶级小姐所谓改正缺点的故事，美化港英反动统治阶级，鼓吹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294.渔光恋：通过一个青年渔民的悲剧，丑化劳动人民，宣扬悲观、失望的颓废情绪。 295.垃圾千金：描写几个拾垃圾的孤儿流浪生活，抹杀了港英反动统治下的阶级斗争，宣扬了胡闹庸俗的低级趣味。 296.野玫瑰：是一部描写多角恋爱胡闹噱头的影片，大力丑化劳动人民，抹杀阶级斗争。 297.乔迁之喜：通过一个小职员由于生活水平逐步降低与住屋的几次变迁，描写所谓小人物的命运，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298.绝代佳人：宣扬封建社会的英雄美人。 299.啼笑因缘：描写军阀统治时期，一对恋爱青年由于军阀头子的阻挠而造成了悲剧，宣扬爱情至上，渲染悲剧颓废的情趣。 300.可怜天下父母心：描写一个失业的知识分子，由于负担不起子女的抚养的责任而自杀的故事，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 外国翻译故事片 301.第四十一：苏修丘赫莱依的大毒草。王牌修片之一。描写一个工人出身的女红军战士与一白匪军官的恋爱故事，抹杀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歪曲列宁时代的红军战士，美化白匪军，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302.雁南飞：王牌修片之一。表现一女青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爱人的故事，大力宣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诽谤革命战争破坏个人幸福，丑化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军民的英雄形象。 303.一个人的遭遇：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肖洛霍夫同名小说改编。完全抹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限。宣扬战争的残酷和恐怖，给人类带来巨大的不幸和深重的灾难。把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描绘成一场妻离子散，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的大悲剧，瓦解和腐蚀人民群众反帝斗争的革命意志，大肆贩卖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和叛徒哲学。 304.晴朗的天空：王牌修片之一。描写一个被德寇俘虏后回国的苏联空军战士受迫害的故事，恶毒反对斯大林，污蔑斯大林的肃反政策。宣扬战争的残酷，诽谤正义战争。 305.士兵之歌：通过一个苏联战士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故事，抹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限，宣扬战争的残酷性，丑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苏联军民的形象。 306.一年中的九天：表现一个原子工程师在工作中受伤的故事，配合美帝唯武器论，宣扬原子战争的恐怖，宣扬个人幸福。 307.海之歌：苏联重点片之一：号称电影史诗。描写一个俄罗斯村庄即将沉入人造海底之前的一些人物的精神面貌，歪曲苏联劳动人民形象，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308.烽火年代：《海之歌》的姐妹作。渲染战争给人带来的创伤。宣扬和平主义。 309.白痴：根据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改编。歌颂一个过着糜烂生活的交际花，宣扬人性论。鼓吹“逆来顺受”的反动思想。 310.白夜：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通过一个脱离现实、脱离斗争的幻想者，借洋喻中，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311.静静的顿河（一、二、三部）根据苏修文艺界头头肖洛霍夫同名小说改编。通过一个哥萨克在十月革命前后的遭遇，丑化劳动人民形象，歌颂叛徒，美化白匪军，攻击由列宁缔造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 312.俩姐妹：根据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改编。通过一群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的遭遇，歌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美化白匪军，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续集有《一九一八年》、《阴暗的早晨》。 313.奥赛罗：根据莎士比亚原著改编。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鼓吹爱情至上。 314.复活：根据托尔斯泰同名小说改编，宣扬阶级调和，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315.青年时代：以描写苏联青年的生活为名，宣扬庸俗、低级趣味，是美国好莱坞黄色影片的翻版，抹杀阶级斗争，鼓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316.劳动与爱情：以苏联青年工人的劳动和生活为题材，丑化劳动人民形象，鼓吹爱情至上，宣扬胡闹庸俗的低级趣味。 317.狂欢：描写一群业余文艺爱好者的演出活动和爱情纠葛，渲染胡闹庸俗的低级趣味，宣扬黄色歌舞，鼓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美国好莱坞黄色影片的翻版。 318.列宁的故事：描述列宁逝世前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恶毒地歪曲伟大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把列宁描写成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攻击由列宁亲手缔造的苏维埃制度。 319.乌里扬诺夫一家：叙述1886年到1887年，列宁家庭里所发生的事情，歪曲伟大导师列宁的形象。 320.保尔*柯察金：根据奥斯托洛夫斯基小说改编，严重歪曲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宣扬革命战争的残酷，鼓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彩色小吉普输入） 321.共产党员：影片描写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员古班诺夫在建设水电站时的斗争生活，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想象，丑化苏联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322.初次的考验：描写十月革命前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过程。宣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颓废、动摇和爱情纠葛。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323.心儿在歌唱：描写侨居国外的一对苏联青年的爱情，以及他们回到祖国的故事，鼓吹爱情至上，抹杀阶级斗争，是一部外国才子佳人的歌唱片。 324.带阁楼的房子：契可夫原作。歌颂虚无主义者，宣扬阶级调和。 325.火热的心：描写苏联某钢厂青年工人技术革新的故事，歪曲工人形象，渲染爱情纠葛。资产阶级低级趣味。 326.第十二夜：根据莎士比亚同名剧作改编。宣扬人道主义、阶级调和、人性论，说地主同情农奴。 327.偷东西的喜鹊：根据赫尔岑的同名小说改编。宣扬人道主义、阶级调和、人性论，说地主同情农奴。 328.白狗：描写人与狗相依为命，歌颂狗的“人性”。说：“忠诚和友爱能战胜一切。” 329.前方是急转弯：粉饰苏修现实，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330.红叶：攻击斯大林肃反“扩大”化。 331.父与子：根据屠格涅夫的同名小说改编，宣扬虚无主义思想。 332.福玛*高尔捷耶夫：高尔基早期作品。影片美化了资产阶级。 333.最后一步：描写美国退伍军人的不幸遭遇，为美帝的侵略工具----美国士兵争取同情。 334.海军少尉巴宁：描写十月革命前，海军少尉巴宁以个人的力量挽救了正在被敌人搜捕的十三名共产党员，宣扬个人作用，鼓吹个人英雄主义，美化敌人。 335.不屈服的人：攻击斯大林，说他对德国的侵略没有准备，故遭到了很多无谓的牺牲。 336.运虎记：美国式闹剧翻版，宣扬胡闹低级庸俗的趣味。暗示要和美帝纸老虎和平共处。 337.姑娘们：歪曲苏联工人形象，宣扬在苏修社会中工人贪图吃喝玩乐的生活，掩盖苏修的罪恶本质。 338.深夜的脚步：取消党的领导，突出个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美化叛徒，宣扬战争恐怖，散布和平主义。 339.上尉的女儿：根据普希金小说改编。美化贵族统治阶级，宣扬爱情至上，丑化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 340.木木：根据屠格涅夫同名小说改编。描写一个贵族太太对农民的压迫，丑化农民形象，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匈牙利 341.十块美金：表现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匈牙利人，被误认为是百万富翁，宣扬资本主义生活金钱万能的反动哲学。 342.忏悔：通过一些青年的犯罪事实，歪曲污蔑社会主义制度。 343.2X2=5：影片以女教授和飞行员的恋爱为题材，宣扬技术第一，爱情是提高技术的动力。影片中说：在数学中2X2=4，但在恋爱的时候2X2=5。宣扬荒诞、低级胡闹的生活方式，鼓吹爱情至上。 344.圣彼得的伞：表现一个青年律师在追寻遗产的途中与一少女恋爱的故事，宣扬金钱万能，歌颂才子佳人。 捷克 345.家庭争执：描写一对青年夫妇，感情由好变坏，后又重新和好的故事，宣扬个人第一，小家庭幸福第一，歪曲社会主义制度。 346.危险的生活：描写在德寇侵占时期，一对夫妇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宣扬敌人的强大，歪曲污蔑革命群众。 347.定时炸弹：描写捷克工人在建筑工地上发现一枚由得寇埋藏下来的定时炸弹，宣扬武器的威力，造成人民对武器的恐惧心理， 348.毁灭性的打击：渲染核战争的恐怖，宣扬活命哲学。 349.好兵帅克：通过奥匈帝国时代一个士兵的经历，美化反动统治阶级，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350.罗密欧朱丽叶和黑暗：通过一德国青年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掩护一犹太姑娘的故事，竭力渲染法西斯暴行，宣扬不抵抗的活命哲学。 351.锁链：抹杀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美化一个蜕化变质分子。 波兰 352.华沙美人鱼：用封建神话歌颂资产阶级爱情。 353.自由城：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法西斯袭击自由城的故事，渲染战争的残酷。 354.新婚之夜：宣扬战争的残酷，描写战争破坏个人幸福，宣扬和平主义。 355.尼姑约安娜：大力宣扬唯心主义，鼓吹超阶级的“善”与“恶”。 356.断桥：歪曲革命战士形象，歪曲正义战争的意义，宣扬厌“战”情绪。 东德 357.科伦上尉：描写一个饭店的失业招待员，被误认为已死的法西斯战犯，一直爬到了议员的席位，借反法西斯为名，鼓吹西德军国主义。 358.阴谋与爱情：德国古典作品。影片通过两个不同阶级出身的青年恋爱悲剧，歌颂才子佳人，抹杀阶级矛盾。（彩色小吉普输入） 359.五天五夜：宣扬苏联大国沙文主义。 360.决裂：歪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361.带翼的人：宣扬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鼓吹和平竞赛。 保加利亚 362.星：美化法西斯，描写法西斯军官“同情”犹太人，调和阶级矛盾，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363.婴儿：通过解放初期一对正在恋爱的青年收养一个资产阶级的弃婴，抹杀阶级性，鼓吹阶级调和，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 364.当我们年青的时候：宣扬法西斯的强大，散布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情绪。 365.穷街：表现在法西斯统治下在一条穷街上住的两个大学生的遭遇，宣扬法西斯的强暴，战争的残酷，散布厌战情绪。 意大利 366.罗马十一点钟：新现实主义作品。描写一大群寻找职业的女青年，由于楼梯的倒塌而遭到不幸，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367.偷自行车的人：新现实主义作品。表现所谓小人物的命运。描写一个失业工人由于丢失了自行车而失去一个新职业的机会，走向偷自行车的犯罪道路，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悲观失望的情绪。 368.警察与小偷：新现实主义作品。调和阶级矛盾，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369.仅次于上帝的人：歌颂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宣扬超阶级的“天良“和”正义“。 370.她在黑夜中：宣扬个人遭遇是命运决定的，抹杀阶级社会中人吃人的本质，掩盖阶级矛盾。 法国 371.没有留下地址：新现实主义作品。描写一个女青年到巴黎来寻找爱人，受了欺骗的故事，抹杀阶级斗争，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 372.勇士奇遇（马兰花芳芳）：抹杀阶级斗争，歌颂英雄与美人，美化封建社会的反动统治阶级，渲染低级、庸俗的趣味。 373.逃亡者：描写三个法国人逃出德寇战俘营后的遭遇，鼓励人们逃避现实，逃避斗争，追求个人安逸。 374.漂亮的朋友：莫泊桑原作《俊友》改编。宣扬资产阶级上层社会中的糜烂生活，美化一个不择手段往上爬的流氓政客。 375.红与黑：法国古典作品。宣扬贵族统治阶级荒淫腐朽的生活，抽掉政治和阶级内容，空谈人间的善良和邪恶。 376.三剑客：法国古典作品。歌颂帝王将相，抽掉阶级内容，鼓吹“侠客”的“侠义”精神。 377.被尊敬的妓女：描写一个妓女受骗要陷害一个黑人，后又觉悟过来的故事，以反抗种族歧视为名，鼓吹阶级调和，抹杀阶级斗争。 法、日 378.广岛之恋：新浪潮代表作。宣扬唯武器论，鼓吹爱情至上。 墨西哥 379.被遗弃的人：通过一个姑娘受骗被抛弃的故事，抹杀阶级矛盾，推崇资产阶级的法律，宣扬反动的人性论。 380.珍珠：表现一个渔民在海底得到一颗大珍珠，不但没获得幸福，反而遭到了灾难的故事，宣扬宿命论。 381.勇敢的胡安娜：宣扬阶级调和，歪曲农民革命，渲染超阶级的爱情。 382.影子部队：通过一群失业的小市民各自抱着不同的幻想，散布所谓小人物的悲观绝望情绪。 383.瞎子带路人：掩盖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根源，抹杀了阶级矛盾。 384.雾都孤儿：叙述一个孩儿在旧社会受折磨后成为一个小偷的故事，歌颂资产阶级，宣扬阶级调和。 385.王子复仇记：莎士比亚名著之一。宣扬个人恩怨，鼓吹个人复仇精神，替帝王将相涂脂抹粉。 386.红菱艳：描写一个芭蕾舞演员艺术事业与爱情的矛盾，宣扬艺术至上，美化资产阶级艺术和艺术家。 387.鬼魂西行：鬼戏，翻译过来是为了配合周扬的“有鬼无害”论。 388.罪恶之家：美化资产阶级，宣扬阶级调和。 389.抗暴记：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歌颂法西斯军官的人道主义，调和阶级矛盾。 390.末日罪行：法西斯的一个“种族培育所”，集中男女按“生理手段”培育纯粹日耳曼后代，荒诞之极。 391.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歌颂芸芸众生的中间人物，梅花西德资本主义社会，调和阶级矛盾。 392..神童：借外喻中，恶毒咒骂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物质困难。 日本 393.二十四只眼睛：影片通过小学教师大石和她的十二个学生的生活遭遇，表现战争的残酷，宣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 394.裸岛：抹杀阶级斗争，宣扬悲观、失望的情绪。 印度 395.流浪者：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鼓吹印度反动统治阶级可以“天良发现”，为他们涂脂抹粉。片中插曲《拉兹之歌》是一支黄色歌曲，曾在我国青年中流毒极广。 396.两亩地：从一家农民仅有的两亩地的被掠夺，造成了生活的悲剧，宣扬厌世悲观的情绪，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印尼 397.沾满泥土的手：宣扬苏加诺的改良主义，抹杀阶级斗争的本质，宣扬阶级调和、合二为一。 阿根廷 398.大墙后面：影片通过一个农村姑娘的遭遇，大力渲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偷盗、奸淫、抢杀、行凶等行为，不接触社会制度的本质。 399.大生意：掩盖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剥削的罪恶本质。 希腊 400.血的圣诞节：暴露战争的残酷，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宣扬资产阶级和平主义。

[align=center][size=6]要了解文革那段历史,就不能不知道"四人帮".因此,在此转引一段相关的介绍.[/size][/align] 四人帮 “四人帮”指的是哪些人？ “四人帮”指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贯彻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助手。中共十大后，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江青与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粉碎“四人帮”事件简介 1976年3月下旬起，全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冲突。晚上，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这次事件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私拍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连，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夺权的信号。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内乱从此结束。（人民网） 四人帮人员介绍 江青，1914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街，取名李进孩，乳名二妮。祖父李纯海，父李德文，母李栾氏。1921年夏，考入山东省诸城女子学堂。入学时，学监薛登焕为其改名为李云鹤。 1926年，因侮辱修身老师，被学校开除。同年，父亲李德文病故，母亲带她到天津同父异母姐姐家暂住。 1926—1928年，在天津闲居，曾在天津英美烟草公司烟厂当童工三个月。开始爱上京戏，萌生了当演员的念头。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人杀害，李云鹤于姐夫王克铭调防前离开天津市，到济南投奔堂叔李子明。 1929年夏，考入赵太侔与王泊生创办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习戏剧表演。 1931年春，因经费困难，韩复渠下令解散实验剧院。李云鹤随王泊生到北平参加晦鸣剧社，演出京剧折子戏，因失败返回济南。 1931年5月，在济南与裴明伦结婚。 1931年7月，与裴明伦离异，到青岛投奔赵太侔。 1931年7月—1933年4月，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同时半工半读。与俞启威（黄敬）相识、相恋、同居。 1933年2月，由俞启威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4月，俞启威在青岛被捕。下旬，李云鹤经赵太侔的夫人、俞启威的胞姐俞珊介绍，前往上海，由此失掉组织关系。 1933年5月，由田汉之弟田洪介绍，到上海大厦大学做旁听生，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组织的活动，引起左翼教联注意。 1933年7月，由田汉及其弟田源介绍，到陶行知所办晨更工学团工作，化名李鹤，在沪西郊区小学任代课老师。俞启威出狱后曾来探望。 1933年9月，在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时，参加演出话剧《婴儿杀戮》。此剧演出费用由陶行知先生资助。 1933年10月，由陈企霞、王东放介绍，在左翼教联参加共青团，成为左翼教联正式盟员。 1933年10月，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话剧团体，演出《锁着的箱子》。经同学魏鹤龄介绍，认识了赵丹、顾而已、郑君里等影剧界人士。 1934年元旦，参加拓声剧社，演出话剧《天外》。 1934年9月，与共青团交通员阿乐在兆丰公园接头后，在曹家渡被捕入狱。 1934年12月，经教联求保获释。 1935年1月，到北平与俞启威同居。 1935年3月，回到上海，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并参加左翼剧联的业余剧人剧社的演出，改名蓝苹。 1935年6月，在上海演出话剧《娜拉》，受到好评，结识崔万秋，并与之来往频繁。 1935年，在“电通”参加影片《自由神》及《都市风光》的拍摄，除任配角 外，兼任美工助理、场记。 1935年9月，与“电通”同事、影评人唐纳相爱同居。 1936年3月，组织“三八”节游艺活动。 1936年4月，在杭州六和塔下，由沈钧儒证婚，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同时举行集体结婚仪式。参加者还有郑君里、李清以及摄影师马永华。 1936年6月，谎称母病，离开上海到天津找黄敬（即俞启威）。 1936年7月，唐纳在济南第一次自杀，获救。 1936年7月，蓝苹与唐纳双双回沪。蓝苹加入联华影片公司。 1936年7月，参加演出费穆导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记》，扮演片中刘三之妻。在《联华交响曲》组片之一《两毛钱》中饰一女佣。 1936年8月，与王莹在“业余剧人”中争演《赛金花》。 1936年9月，金山、王莹等组建四十年代剧社，10月公演《赛金花》。 1936年9月，与章泯开始相爱。 1936年12月，“业余剧人”排演《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饰女主角卡特琳娜，1937年2月公演。 1937年2月，蔡楚生导演的影片《王老五》开机，蓝苹饰王老五之妻。 1937年5月，《大雷雨》第二次公演。5月30日，唐纳第二次自杀，获救。 1937年6月，章泯与其妻肖琨协议离婚，与蓝苹正式同居。 1937年6月，被联华影片公司解聘。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中旬，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章泯与葛一虹相送。 姚文元(1931—2005)浙江诸暨人。大学毕业后从事宣传文化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卢湾区团工委、中共卢湾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和中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1965年11月在江青、张春桥授意、组织下，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1967年初，伙同张春桥、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员。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1974年至1975年，他利用“批林批孔”指挥写作班子著文诬蔑重新出来工作的大批领导干部，掀起批“周公”运动，企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76年又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起，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6年10月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 王洪文(1935-1982 ) 吉林长春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复员以后到上海入第十七棉纺织厂当保全工人。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任干事。1966年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发起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当上司令。同年11月制造卧轨拦车的上海“安亭事件”，要挟中共上海市委。随后纠集打手大搞打、砸、抢、批斗老干部，制造武斗。1967年初，勾结张春桥、姚文元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刮起夺权风。组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当上副主任，并任国棉十七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中共上海市委重新成立，任第三书记，后兼任上海市工代会主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副主席。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他积极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核心人物之一。1974年至1975年，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大肆攻击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周恩来组阁、反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企图取而代之。随后积极参与镇压北京天安门四五群众运动。不久亲自到上海建立由他直接控制的帮派武装，预谋策动上海暴乱。1976年10月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被拘禁审查。1977年7月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2年3月在北京病亡。 张春桥(1917-2005 ) 山东巨野人。1931年至1934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春参与发起成立华蒂社，成为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曾撰文指责过鲁迅。其间曾同国民党中统特务有过联系。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到达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隐瞒个人加入反动组织的历史。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1949年随军南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伙同江青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疯狂地进行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煽动打倒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挑动武斗，残酷迫害老干部，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1977年7月经中共第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力终身不变。2005年4月21日病亡。

[align=center][size=5]文革名人自杀不完全档案(1) -------------------------------------------------------------------------------- [url] 网站链接[/url]　 2004年12月17日16时13分来源:千龙新闻网[/size][/align] 文革是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整死了多少人？恐怕既有的任何统计都是相当不完备的。下面这份"档案"，仍然以"不无备"为特点，只收录了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各界名人。 　　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候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 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五月十七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後，於五月十八日自缢身亡。成为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田家英：1922年生於成都。1948年8月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後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毛的秘书亦为毛所杀。 　　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老舍：生於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後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後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於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後先後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及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自缢身亡。 　　官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後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晚，接连下三封绝命书後自杀身亡。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一九三二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後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1896年生。河南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於王国维、黄侃、梁君超门下；1949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古典文学教授。1966年自杀身亡。 　　阎红彦：1909年生，陕北安定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系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解放後任四川省委书记兼副省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因对"中央文革"所作所为强烈不满，於1967年元月8日凌晨吞服安眠药自杀，并留下遗言："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李立三：1899年生，湖南醴陵县人。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曾领导过著名的安源工人运动和五、卅运动。1967年6月22 日，李立三在短短两个月中遭受十四次无情批斗殴打之後，决心一死了之，当晚服安眠自杀。死前留下《致主席》的遗书。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为其平反。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後。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自杀。 1979年3月上海市委为其平反，胡耀邦曾为她题写了"家庭叛逆，女中英?quot；的赞词。 　　胡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家庭成份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於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 　　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後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扬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於1967年跳楼自杀。 　　 文革名人自杀不完全档案(2)  　　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被指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并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死後曾被剖尸检查，因怀疑她腹中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容国团： 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文革"中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1968年6 月20日目睹了贺龙、荣高棠批判大会後，在龙潭湖附近的一个鸭房中自缢身亡。 　　扬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後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後，扬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7月底扬朔要求上书毛主席和要求与单位领导谈话，均遭拒绝。绝望中於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储安平：1909年生，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後曾留学英国3年，攻读政治学。50年代初先後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大呜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因所谓"党天下"言论被定为"右派"。"文革"中再次成为造反派折磨的对象，任意打骂。人身侮辱，无所不为。1968年8月的一天投河自尽。 　　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江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被划为" 右派"。1968年8月30日，造反派上门抄家四天三夜；9月2日，傅雷夫妇被揪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惨遭人格凌辱。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翦伯赞：1899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十八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後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文革"中，因对前途绝望，於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 　　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鸟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後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跳楼自杀。 　　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跳井自杀。 　　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於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後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残酷迫害，於1968年跳池自杀。 　　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於西南联大。解放後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後，先後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後又任北京市副市长?959年起先後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後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於 1969年10月11日自杀身亡。 　　顾而己：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三十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门梁上自缢身亡。 　　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後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 　　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後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 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後，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於当晚写好遗书後开媒气自杀。十馀年後，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

[align=center][size=5]历史解密：红卫兵当年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 [/size][/align] -------------------------------------------------------------------------------- [url] 网站链接[/url] 2005/03/10 18:44 解放日报 　　《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一书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回忆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文化大革命”如何在上海酝酿、发端，上海“一月夺权”的前后，本人被“打倒”囚禁八年，以及后来被“解放”调离上海的详细经过。这些材料为研究党史，特别是文革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本版现摘编其中关于文革初期的“《解放日报》事件”的章节，以飨读者。 　　乱得好，还要乱下去，上海必须大乱” 　　谈到上海的“文革”，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北京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之后,又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的“四人帮”阴谋集团的女干将聂元梓。上海“文革”一件接一件大事，没有一件不和她连在一起。江青于1966年10月下旬找聂元梓密谈，要她带一帮人马到上海去支持、鼓动上海造反派造上海市委的反，夺上海的权。聂元梓立即行动，于11月初窜到了上海。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说什么“上海必须大乱”，“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 　　我听到这消息后感到异常愤怒：一个异地的普通党员，不经任何授权，不顾客观事实，可以明目张胆、信口雌黄地指责一个全国最大工业城市的市委是“反革命的”；可以肆无忌惮地煽动群众，要“大乱上海”，这还有王法，还有半点党的组织原则吗？于是我立即对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同志说：“我看聂元梓不像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要组织上海各报刊针对聂的胡言乱语进行反击，要大量刊登上海‘五大科学成就’的消息，以此来驳斥聂元梓。” 　　这可惹火了这位大名鼎鼎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她对我和上海市委更加仇恨。为了打倒我和上海市委，聂元梓与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进行了密谈。聂元梓向徐景贤交了“底”，说她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上海市委”。徐景贤立刻心领神会。他心里十分清楚聂元梓的身后站着什么人。 　　11月25日，由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团长聂元梓、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代表蒯大富主持，上海和外地在沪的红卫兵一万多人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煽动群众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聂元梓和蒯大富杀气腾腾地在会上轮流发言，说“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上海几次乱，没有真正乱起来，这次我们来上海，上海是乱起来了”，“乱得好，还要乱下去，上海必须大乱”。聂元梓在台上带头喊口号：“打倒上海市委！” 　　就是这样一个会，他们竟然在会后要求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给予报道。这自然遭到报社的拒绝。 　　于是，红卫兵便在他们的《红卫战报》上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篇题为《〈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文章说：“《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黑又长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解放日报》散毒到哪里，革命的《红卫战报》就消毒到哪里。” 　　27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代表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将28日即将印出的第九期《红卫战报》(该报系“红革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的小报)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天下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事，你骂了人家，还要人家说好。要把骂《解放日报》的文章和《解放日报》合在一起发行，这理所当然地遭到《解放日报》和报刊发行处的拒绝。 　　这下子，红卫兵被激怒了！ 　　11月30日凌晨，“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冲到解放日报社，和报社负责人谈判，提出三项要求： 　　一、《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版面要与《解放日报》一样大小； 　　二、《解放日报》必须全文刊登《〈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 　　三、把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对如此无理的要求，报社当然又拒绝了。 　　那个年代，正是红卫兵权力最鼎盛的年代，又是无法无天的年代。红卫兵的要求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那还了得？“红革会”一声令下，发出勒令：“勒令《解放日报》停止发行！”“现在矛盾的性质变了！” 　　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 　　“红革会”的勒令，立即得到“工总司”的支持。于是，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的事件开始了。 　　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总编的王树人同志后来同我谈到当时的一些情况： 　　红卫兵和报社领导展开“推磨”式的谈判，从夜里一直磨到天亮。王树人对红卫兵们说：“你们这种说法不通啊！是邮局不让你们发行，并不是报社不让你们发行。好比吵架，你们同姓王的吵架，怎么能封姓李的门呢？” 　　红卫兵看“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们纠集了三百多个红卫兵和五千多个“工总司”造反队员冲进了报社，占领了办公楼，走廊里到处是人，挤得水泄不通，厕所满地都是大小便。报社铁门外是人山人海的群众，绝大多数群众对这些“工总司”和红卫兵蛮横无理的做法很是不满和反感。但那时红卫兵权倾一时，不好得罪。于是许多群众便以要看《解放日报》为由同红卫兵说理。他们喊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要求红卫兵撤出报社。“工总司”的头头则爬到摄影部窗边和门口，大喊门外的群众是“政治扒手”、“右倾势力”，用竹竿、木棒、自来水管殴打驱赶围观群众。“红革会”的人则在头上洒上红墨水，伪装成受伤的样子，制造所谓“流血事件”。 　　报社领导真是如坐针毡，几天几夜没有睡觉，身心疲惫到极点。但个人累死事小，出现群众斗群众的事件可就罪莫大焉了！当时有一个说法：哪里出现群众斗群众，哪里就一定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在背后操纵。 　报社领导一方面要不分昼夜和造反派“谈判”、周旋，一方面要调停门内门外两派群众的矛盾，同时还要为占领报社的造反派弄面包。年轻些的同志还顶得住，年纪大点的就顶不住了。韩哲一同志累得晕倒了，前门出不去，只好把报社后面的墙打了个洞把韩哲一同志抬了出去。 　　报社的同志紧张，市委的压力更大。在当时情况下，任何一件小事处置不当，都会造成造反派搞垮市委的导火索，何况这样大的事件呢？曹荻秋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办？我当即表态支持曹荻秋、韩哲一他们在一线处理的意见，并再一次表示不能同意“红革会”的做法，要做工作，并让曹荻秋同志立即打电话请示陶铸同志。曹立即给陶铸同志打电话，谈了解放日报社发生的情况，请中央火速作指示。陶铸同志作了四点指示：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对红卫兵冲击，要说服，这是原则问题；三、可以分开发行；四、造反派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造反派们见陶铸同志有电话来，也拥到报社总机室，要打电话给陶铸同志，要他撤回四点指示，真是乱成一团。 　　聂元梓又在幕后活动了。她把一些心腹从报社叫出来，告诉他们：“不要从解放日报轻易撤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并向他们交底说：“《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许多组织打电报给中央文革，要中央文革表态。中央文革没有表态，就是支持我们！”聂元梓的这番话泄露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中央文革的险恶用心。他们就是要把全国搞乱，以便乱中夺权。 　　“红革会”和“工总司”的人越聚越多，事态越闹越大。经过长达两天两夜的艰苦“谈判”和连续几天几夜的连轴转，迫于多方压力，12月5日，王一平、宋季文两位同志代表上海市委，被迫签字同意“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 　　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承担。 　　只要看看“决定”、“要求”这些词的用法，听听“责成”这种口气，就可以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是何等的气焰嚣张，而市委是何等的被动屈辱。签字后，王洪文带着他的人马得意洋洋地撤离报社。 　　12月10日，曹荻秋同志也被迫签字，为了不扩大事态，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 　　12月14日，又一个主角姚文元出场了。他兴奋地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表示支持“红革会”和“工总司”的“革命行动”，夸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 　　听说市委签字同意了造反派的要求，报社上上下下一片哭声，他们实在不能服气！王洪文等人却扬眉吐气，声称“又打了一场大胜仗”，“市委举起了白旗”。 　　“《解放日报》事件”将市委的威信全部打掉，上海市委距离瓦解指日可待了。 　　第一次作为群众批斗对象站在了群众的面前 　　在这期间，12月12日晚，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下令写作班子立即举旗造反，并向徐景贤透露说，他和张春桥不久之后要回上海，要踢开上海市委，要写作班子作好当他们工作班子的准备。 　　徐景贤接到电话后，如获至宝。12月13日下午，就立即召开写作班子全体会议。徐景贤向到会的人传达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决定写作班子一致起来，全体造上海市委的反。他们把这叫做“后院起火”、“心脏开花”。 　　12月18日下午两点，以市委写作班子为首联合了市直机关四个单位的造反派，在“红革会”、“工总司”的参与下，在市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场上有两三千名红卫兵维持秩序。大会由写作班子党支部副书记郭人杰主持。我、曹荻秋、魏文伯等上海市委领导以及市委、市人委20多个部局级领导，都被揪到会场接受批判，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市委书记处书记杨西光被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成为重点批斗对象。 　　这是我第一次作为群众批斗的对象站在了群众的面前。文化广场是市里过去经常开大会的地方，这主席台是我经常作报告的地方，可今天我竟作为批斗对象站在了这里。自参加革命以来，在党组织的关心下，我似乎没经历过什么明显的“逆境”，一直是处在“顺境”之中，没想到今天竟会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景，其中心境，难以言表，非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感受到的。我不由得又环顾了一下主席台周围贴的标语口号。 　　“炮打上海市委！” 　　“火烧陈丕显！” 　　“揪出曹荻秋！” 　　“打倒杨西光！” 　　“砸烂常溪萍！”后来我才知道，这组口号是徐景贤和聂元梓按照姚文元的指示商定写的，“火烧”、“揪出”和“打倒”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这组口号曾多次受到张春桥的表扬，他说：“这个口号很有策略！”他们对市委是“炮打”，对曹荻秋是“揪出”，对我是“火烧”，是因为虽然他们已经开始对我发难，又还假装对我留有一点余地，并希望我能明白这个“区别”，按照他们的旨意站出来。对这点，我心里是明白的，但我怎么可能按照他们的旨意去做呢？我十分清楚，不管我站出来还是不站出来，不管我怎么做，我和荻秋同志的命运和下场都会是一样的！因此不管如何风吹浪打，我们都要坚定地站在一起，决不能学习刘建勋、潘复生。 　　会上，市委写作班发表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坏蛋的末日到了！我们———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全体工作人员和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徐景贤(丁学雷小组负责人)、朱永嘉(罗思鼎小组负责人)郑重声明：我们要造反！”随即宣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这个联络站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徐景贤等人“后院起火”、举旗造反之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市委、市人委各机关部门的一些人纷纷仿效徐景贤的做法，一下子成立了许多造反组织。这股造反风又很快波及到各局、各区、各县党政机关，一时间机关内造反组织林立，他们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声甚嚣尘上。许多机关都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秀才”造反和群众造反确实不一样。这些“秀才”原来多是在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进了写作班子之后又长期接触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大量市委机关的核心机密。他们根本无视党纪国法，把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和被歪曲的事实散发到群众和社会中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眼看着党和国家机关的形象被破坏，名誉被玷污，我们内心十分气愤。 　　当天晚上，姚文元就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祝贺写作班子起来造反，说“你们革命我支持”，“有人造谣说写作班不是我和春桥领导的，这太可笑了”；并指示说“从十一中全会至中央工作会议之间，市委书记处对待中央的错误态度，你们还不知道，要等春桥和我回来，才能揭开”。这是在暗示，他们即将返回上海组织人马进行夺权了。 编辑：小花

[align=center][size=5]反省文革的一个角度 转自“文革博物馆”[/size][/align] 作者：王友琴(写于1986年8－10月) 岁月流逝。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也已十年了。据说，现在低年级的大学生，已经不知道“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尽管这四个人曾因其猖狂肆虐、以及因其被“一举粉碎”而给中国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而家喻户晓。事实上，连那些在成人时代经历了“文革”的人们，记忆也淡漠，他们言谈之间或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文革”，往往与历史相差甚远。历史正在被忘却。如果历史能因忘却而不再重演，那实在是大幸运。但历史自身已经多次告诉我们相反的结论。遗忘恰愉是通向灾难循环再现之路。对往事的记忆和分析，才能增强人们对未来的把握能力。 随着思想的深化，从控诉个人遭受的苦难和“文革”的恶果，转向较多地探讨“文革”的原因，是很自然的事情。“果”由“因”而来，要想不再重食苦果，就得克服它在成因。 “文革”的成因，应该用一个时下很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即“多元”的。“多元”似乎常被当作“多样”使用，但更确切的意思应是“多原因”的，由多个相对独立的自变量决定的。说“文革”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是指它的成因可能包括：发动者的意图和方法，林彪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法律制度方面的缺陷，现实社会关系及权力结构的制约，经济因素的影响，等等。如标题所示，本文试图分析其中的一个部分，即文化的原因。 这里所说的“文化”，指的是卷入“文革”的大多数人的一种观念系统及心理状况。几乎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文革”，作为一种行动，受到来自外部的命令和来自个人内部的某些信条的双重制约。后者是指人在某种处境中成长而在内心建立的具有约束性的行动准则。具有普遍性的这类准则，是文化模式的重要构成。本文着重讨论这种内源性的行动原因。这也许不是“文革”发生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排斥这些原因，我们将无法解释“文革”的一些重要特征。“文革”是在“群众运动”的口号下兴起的，煽动起很大的狂热和普遍的暴力行为，虽然实际上受伤害最大的正是群众。对“文革”的打击对象的迫害往往是用“群众专政”的方式进行的，使用这一方式比判刑监禁远为普遍。极少数几个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操纵控制着几亿人。除了强权的裹挟和谎言的欺骗之外，显然还有另一些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人们对当时发生的种各事变的反应。或者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强化、扩大了“文革”的灾难。 当我们追寻文化原因的时候，必然会联系到所谓“传统”。“文革”是一种民族生活中少见的反常状态，但通过对事实的分析，将会使我们看到，无论发动者还是被发动者的思想，都带有传统特色。存在着那么一个“文化的边界”，人们的思想行为局限于某个文化圈子里面。但是人们并不完全自觉那些久已存在的东西。所以，本文所分析的种种文化因素，有些是在意识层面的，有些是在非意识层面的，还有的，可能是某种人格分割的结果。 1、由于一种非现代的法制观念，人们在恶性的权力膨胀面前丧失了理论的批判能力和自卫能力。“权”，竟成了可以“夺”的东西。 至今，我们仍然可以在所谓“伤痕文学”中看到这一类的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设计：一个忠心耿耿的、工作出色的、学有专长的、善良正义的……好人，在“文革”中被“揪”出来，被批判斗争了。 自然，指出“文革”中被迫害者的善良甚至杰出，是证明这种迫害的罪恶的很有力的方法。然而，如果这些被迫害者是坏人--犯有一般公认的错误或罪行，或者，如事实那样，大多数是一般的人，并不特别好或特别坏，那么，这种迫害就会增加合理性或合法性了吗？所以，这种方法实际上可能扭偏了人们的视线：过分注重了迫害对象是否好人或以为平反就解决了一切，却忽视了“迫害”这一方式本身，--这一动名词不仅意味着对它的对象的损害，而且意味着它选择对象的原则的错误，意味着不经过法律的程序、在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情况下，由非法律机构来剥夺人的基本权利。这一方式的错误，并不需要用迫害对象的完美来反证。人类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建立了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现代社会生活的规则，也是经历了同样的艰辛才建立起来的，对我们的生活现实，也有同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最高权力并不意味着最大的权力或无限制的权力。但是，1966年初夏，当“文革”的打击对象由“三家村”扩大到各个单位的“牛鬼蛇神”时，当时大多数人对这种权力的恶性膨胀很少注意。被作为运动对象的那部分人往往深感委屈和不理解，急于表白或检讨自己以求过关。对运动有反感的群众往往也只停留在认为那些被“揪”的人是“好人”，是“搞错了”。人们难以在思想原则上对那种越出法律把一些人打成“牛鬼蛇神”，并对“牛鬼蛇神”进行随便虐待的情况作出批判，在当时的那种高压之下，自然更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制。唐代诗人杜牧发明的“牛鬼蛇神”一词，本是用来形容诗的“虚荒诞幻”风格的，后来转为比喻坏人，“文革”中就变为一种实指，更不要说前面还冠以“横扫”这样专横可怕的动词了。这是一个荒诞的现象：“文革”中，一方面是文学艺术在政治行政手段下大受摧残，弄得八亿人看八个戏。另一方面，一些本属文学的词汇，夸张的，比喻性的，又大量进入本该要求用词精密准确的政治、法律范围，比如什么“牛鬼蛇神”“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挂起来”等等。这种“一元化”的结果实际上是回到精神领域的混沌状态，原先在不同领域发生的分化进步被代之以混乱倒退。个人和群体的思考能力在这种混沌中退化。 从1967年1月的“一月革命”开始，进行了两年的“夺权”斗争。对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权力，变成了用一个简单的动词“夺”就能易手的东西。同时，这种“夺”又是在最高权力指导下进行的。权力的授予，权力的内容，权力的行使，权力的转移，种种复杂的问题，人类用了几千年时间加以探索的问题，一个“夺”字便囊括了。然而接着又几年都“夺”不清。在“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两派武斗，伤亡很多人。这一阶段所分的两派，誓不两立，刀枪来往，高音喇叭昼夜对骂，奇怪的是宣传口号的思想却并没有什么两样，都声称自己最忠于领袖、忠于“文革”，攻击对方是反当时的“革命路线”的反革命。于是，“夺”变成了缺乏思想原则或政策方面的意味而纯粹围绕“权”的斗争。“文革”中最响的口号之一是“路线斗争”，确实在政策方面有一条极左路线的推行，但另一方面，还有这种无路线分歧的争夺，以人划线，重在权力。两派都希望得到当时拥有大权的“中央文革”的支持和认可，并无不同的政治理论主张。这种派性斗争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往往通过不公开的阴谋的方式进行，或者就变成某种武力冲突。这种重权力而缺乏社会理论主张的斗争，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某种传统。这种传统造成了历史上多动乱而少变革的情况，社会进步受阻，给老百姓带巨大苦难。这种现象所代表的深层观念，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苦难。这种现象所代表的深层观念，深藏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比如，在《三国演义》中，那些曲折复杂的“三国”之间的斗争能引起人们的兴趣，首先就建立在对这种争斗的“有趣”表示接受的基础上。人们很少会问，三国争斗的实质性分歧是什么？或者，这些争斗是否含有实质性分歧？一种对权力的内容和行使、对法律的应用范围的非现代观念，使人们在接受“文革”的种种做法时，并未觉得发生多么严重的精神和价值体系方面的震动或冲突，往往只是在身受痛苦后才产生不满的念头。 1966年6月，运动全面铺开的时候，首先是从大、中学校开始的。正如后来“十六条”说的，“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革命的闯将”。剃阴阳头，挂黑牌子，用皮带棍棒抽打，都是在北京的中学里首先发明的。中学校长和教师，成为“文革”中地位不高而受害很深的一部分人。多年之后，人们有时用原谅的口吻说到那是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受了蒙骗，这些人自己也可能这样想。其实，文革开始时，当时高中二、三年级的学生，已经年满十八岁，大学生的年龄更大。他们已经具有成年公民资格，有选举权，他们本来就该拥有相当程度的判断能力，否则，似乎就得修改宪法，提高选民的年龄下限。而且，这些人的教育程度，在平均线之上。把“文革”中的野蛮行为归因于经济不发达、文化程度低、愚昧无知等等，是有道理的，但也太嫌粗略。因为“文革”的暴行恰恰是在学校--相对来说文化高的地方开始的。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到对校长、教员大打出手，中学校长和教员成为“文革”最早的一大批受害者。但教育工作者首当其冲的受害，也说明了需要反省教育工作本身。一个高中学生，可能已经拥有了选举权，也掌握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知道了什么是元素周期表，知道怎样用数学模式描述自由落体运动，然而，却没能确立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准则并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他以前没有打老师，可能并非因为他在思想上认为法律不授与他这种权利，而仅仅因为没有机会，所以一旦环境许可，他很快就打起来了。当然，这样的问题在成年人身上也是同样重要的。 “造反有理”曾是“文革”最激动人心的口号之一。一种现代“造反”在一段并不太久的非常时期内被鼓励发生，它和传统的“造反”不同，但在某些层面上，它留存了传统的深刻烙印。 2、对他人痛苦的无所谓甚至幸灾乐祸态度，使人看不到社会失去公正法则自己也将身受其害。一种下意识的残酷使人难以超越个人或集团的既得利益正视事实并维护正义 “文革”造成了数十万人丧生。“文革”结束后，为数百万人恢复了名誉。按照“文革”的惯用语，称它的打击对象为“一小撮”。实际上，这“一小撮”的数字的绝对值很大。制造灾难的元凶，以及他们的死党，已经受到审判，这些人的数目不大，不用其他人反对，只要其他人保持中立，这些人在数量上也远远无法和“一小撮”相匹敌。这些人在人数上占极小比例，他们才真正是“一小撮”，他们控制、镇服一大批人，必然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关系及过程进行的。 首先，被打击者是分切成一批一批的，是有一个百分比例的控制的，以保持被打击者在批量上尽可能接近“一小撮”。“一小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字眼儿。以“撮”来作为人的度量单位，自然是包含了对人的蔑视与污辱。“小”，则是欺骗、安定“大多数”的有效的精神威慑武器--使“大多数”感到一种虽不牢靠然而毕竟存在的安全感，感到自己不属“一小撮”之列的幸运，感到“一小撮”总是要完蛋的便不再同情他们或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有罪。甚至“一小撮”被打倒，腾出了房子和职位等等，对其他人不无好处，更不要说因为自己“没问题”而带来的优越感了。这种打击“一小撮”的方法对人类深具腐蚀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在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但这个数字是战后才被揭露的。这些犹太人一小批一批地从各地运来。一方面是保密，另一方面是冷漠，使大多数人难以及时重视小部分人的苦难。当然，最后，大多数人也吃尽了战争的苦头。 “造反派”是现在电影、小说中“反面人物”，好象面目都差不多。实际上，作为“文革”中一种积极的、走红的人物，“造反派”并不总是同一批人，或者他们的名称也有过几次改变。常有文章控诉“文革”对自己的迫害。如果把各篇文章拼接在一起，会发现这一文章中控诉别人的人，可能正是另一文章被别人控诉的人。倒也未必是作者说了假话，因为各自说的是“文革”不同时间的事情。只说别人不说自己，确实显得“厚脸皮”。这里并不想对这种情况作更多的批评，只试图说明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如果说今天容易发生的错误是只记得自己被整而忘了自己整人，那么当时的问题则出在自己身受痛楚时才反感“文革”，灾落他人时却不管不顾。 几年以前，作家冰心说到“文革”中有幼儿园的孩子强迫阿姨喝痰孟里的脏水时，提到两种有关的解释。一种认为孩子是受了“革命口号”的蒙骗，另一种认为残忍行为来自“人性恶”。冰心赞成前一种。当然，如果只是为了原谅孩子们，前一种解释自然是适宜的，但后一种解释其实也能成为一种原谅理由，因为这种解释只追究天性的因素，却排除了人的选择可能。如果人不拥有选择可能，那么他自然也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实际上，这两种解释都是简单化的。残酷行为显然和“文革”领导者的支持、纵容及暗中指使有最大关系，但报纸上也登过“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样的话。种种耸人听闻的酷刑的细节，一般并非由指令性设计而来。想象力和创造性为什么朝这一方向发展而不朝相反方向呢？这很难用对“革命口号”的服从作出充分的解释。另一方面，把问题一下子归结到至高至深的“人性”上，又过分简化了事物发展的中间过程。就算人类有攻击的本能，但攻击什么，怎样攻击，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性的习得。当然，对幼儿园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正处在文化模式的学习阶段中，和成年人不同。 看起来，林彪，“四人帮”这些人具深谙控制、操纵群众的方法。狂热的崇拜和绝对的服从往往和残酷的行为互补。他们要人们服从他们，听命于他们，为他们扫除敌人。他们可以强迫人们这样做，但也可以给予人们一些“好处”使他们这样做。这“好处”可能是物质的奖赏，职位的提升，还可能是给予一种虐待同类的特权，或者，欣赏别人的痛苦的资格。后一类给予是廉价的，可以说不费一文，然而，不但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而且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一个普普通通的、曾被教师管着、被考试压着的学生，忽然获得生杀予夺的大权；一个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忽然出人头地，高踞于万人之上。这种前所未有的快乐体验使他们乐于执行某种罪恶的命令以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内心缺乏道德感的人不可能战胜这种诱惑。况且这些诱惑又有种种“革命口号”包裹于表面。这些口号，在语言修辞上，是夸大的，虚张声势的，迎合了一种自我膨胀的心理取向。关于那个时候的文字语言风格，就非常值得研究。回顾“文革”历史，最狂热最绝对的服从和崇拜往往是和最严重的迫害行为同步发生的，这是令人深思的现象联系之一。 事后，一些人说，他们是受骗了，他们当初是出于革命的愿望等等。他们说得很真诚，也很少或不提那些年里造成的悲惨事情；也许，他们大概也不知道，没听说。“文革”十年，我们真的就象小《牛虻》里那个早年的“牛虻”--亚瑟吗？由于种种原因，五、六十年代很多人读过这部小说。在小说里，亚瑟向神父忏悔自己的嫉妒心时，无意中泄露了革命活动的秘密。如果我们真是亚瑟，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这种说法可能使我们推托掉自己的责任，推卸掉良心上的重负。--然而，可能正因为这种心理的需要，我们的记忆才替我们编造了一个简化了的或者美化了的过去。记忆，是有选择的。人很难记住那些不想记住的事实。特别是在今天“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社会大思潮转换了方向。对于“文革”，人们会记得“我受了迫害”，却可能“忘”了他怎么加害于人；人们会说，“我早就觉得不对了”，却“忘”了他当时洋洋得意，唯恐别人不知道他那有幸受宠的地位。正视事实的结果是不愉快的。所以，你难以承认你的邻居被抄家时你无所谓的心情，如果你们吵过架，你还可能闪过“活该”的念头。同样，你也很难承认当你的某个很出风头的同学被游了街，你也会有过“谁让他那么骄傲”的想法。更不要说，在批斗会上，因为上纲高，嗓门大，拳头重，你会获得某种赏识和青睐，这使你乐不可支，野心勃勃，一心只想表现得更加出色一些，却不想你攻击别人是“特务”、“反革命”之类是否具有证据，将给别人带来什么后果。如果你说你从来不曾思考你行为中的善恶问题，那么不会是因为来不及，多半是你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别的人，哪怕仅仅是一个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如果保持缄默，听之任之，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承认这一不公正原则。现代社会的基础正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原则，所以，一个现代人必须关注社会生活的原则问题，从而也关注别人的痛苦。中国传统社会则不同。和一种“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形成了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差序性伸缩的道德范围，或者说人们往往多利害关系的考虎，少是非原则的关心。“文革”的教训说明了这一传统必须转变。 六十年前，鲁迅曾说明他弃医从文的原因之一，是他在医学学校里看到的一些幻灯片子。幻灯片是关于日俄战争的，这一战争的目的之一是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幻灯片上，日军正确下一个替俄军做侦探的中国人的头颅示众，许多中国人围着观看这示众的情形。这种麻木和冷酷，使鲁迅对国民精神的病态产生了极其强烈的感独。这种“看客”态度起码错在两个方面。一是使人丧失了是非心和道德感，人格退化。二是使人们在欣赏别人的痛苦时纵容了这种制造痛苦的原则，最后免不了弄到自己头上，大多数人都吃大苦头。也许，正是一个羞为“看客”的想法，促使鲁迅拿起笔来介入生活，试图改变生活。然而，这不容易。用“全体利益”来说服人是困难的，因为一个人享有的是个人的利益，比如，经济落后使我们的生活水平低了，但是一个想改变自己低生活水平的人却不必非依靠于发展经济改善全体生活水准，通过增加自己在一个总额不变的财富中所占有的份额，也能达到目的，而且，看到其他人没有他所有的，往往使他更感惬意。所以，除了呼吁人们反省自身、改善道德之外，必须通过法律制度，遏制种种无用有害的争斗，把生活的活力导向那些生产性的、富于创造性的活动中去。 揭示一些令人难堪的往事，并非为了针对某些个人，不过是为了说明，如果不能克制自己低层的欲望，不能经受权力--残酷的诱惑，不能超越既得利益去关心是非原则及生活前景，就算第一次是“上当受骗”吧，第二次、第三次还会继续如此。 3、大跨度的虚伪，造成普遍的人格分裂。这种分裂消弭了心灵的紧张，但做戏式的行为也使生活失去了实实在在的力量。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必定会记得小说揭露的一批形象生动的关于虚伪的故事。虚伪也许是文明社会难以避免的东西。因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控制人类一些原始的、本能的欲望，所以它们之间总是相冲突。由于这种约束，一个人的行为，往往并不符合他心里的欲望。病的发生。但《儒林外史》表现了另一种虚伪，不是心灵和行为的冲突，而是行为和行为的矛盾。读书人可以满嘴“仁义道德”，可以背得出“圣贤”种种教导，但他们做起事来，却并不遵守这些，而且，并不为此感到内心不安。小说当然是虚构的，但历史事实也告诉了我们这种虚伪的严重程度。孔孟之道、仁义道德，讲了几千年，和把女人的脚人工制成残废、把男人阉割了做太监这些举世无双的文化现象并存，彼此相安无事，各时各，无所谓。这也给后来的批判者带来了麻烦。如果只批评那些“圣贤”书上的话，可能曲解了整个生活事实，因为有些话本是只说不做的，另有一种特别的功能。 这里使用“大跨度的虚伪”，指的是矛盾着的两端，中间相隔太远，差得太大。比如，一个人说的是他想改善孤儿院的伙食，实际上，他只肯捐给孤儿院无济于事的两块钱。这是一种虚伪，但是一种跨度不算大的虚伪。说的和做的一旦拉开了距离，好象橡皮筋拉长后产生一种紧张，毕竟还对人的行为有所约束，使他不致走得太远。但是如果说的和作的差得太大之后，比如他说他要把自己的整个心都献给孤儿院，同时却贪污公款大吃大喝，这时，紧张已不复返存在，好象橡皮筋拉得过长，断了，人格的两端分裂开了，彼此不同，却并不紧张。比如《儒林外史》里两个讲“纲常”的秀才舅爷，妹子一死，妹夫把姨太太扶了正，这两位收了妹夫的银子，就再不管什么“纲常”不“纲常”了。小说没有描写他们的内心活动，但想来也没有什么内心冲突，所以小说也就不写了。再往后，这两位可能也依然又讲纲常又捞钱地活下去。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的虚伪也可以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他们的口号是反对“封、资、修”，是和传统的私有制及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甚至还提出“狠斗私字一闪念”的说法，树立这方面的样板人物。做人要做到私念“闪”一下都没有过，实在是太“完全彻底”了。另一方面，他们争夺权力，玩弄权术，大搞阴谋，生活上也腐化堕落。---当然，由于他们是上层人物，当时一般人不可能了解他们的那一面。但是，却使在公开的政治生活中，这种分裂也是严重的。 比如，“劳动光荣”这个口号，很多年里一直叫得很响。“文革”主要在文化教育单位的党的机关进行，被冲击的人基本上都是非体力劳动者，运动一开始，各单位“有问题”的人便被命令去劳动。到1966年8月，各单位有了人数众多的“专政队”，又名“劳改队”，而“牛棚”则是晚些时候才出现的说法。“劳改队”的“牛鬼蛇神”们要唱“牛鬼蛇神歌”，以及扫马路、扫厕所等等。机关单位没有我少正经活路可做，就让“牛鬼蛇神”们在大太阳底下拔庭院里的草。把劳动视作一种侮辱，一种惩罚。所以，事实上，“文革”弄得劳动越来越不光荣了。更不要说极左路线破坏了国民经济，人数最多的体力劳动者农民生活困难，很难让人羡慕。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轻视劳动的思想是很重的，这和体力劳动者劳而不获的传统经济结构相适应。长衫、长指甲这些上层阶级的服饰标志都是和不进行体力劳动直接相关的。“文革”中，说“上山下乡光荣”，“走‘五七’道路光荣”，实际上，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青年首先被派往边远艰苦的农村，而且几乎没有回城的希望；受到批判的干部才长期留在“五七”干校劳动。所以，为了证明自己政治身份的优越，人们也不会热心参加劳动。

粉碎“四人帮”后，从1978年下半年到1981年底，纠正了三十万零一千余件冤、假、错案。当时，这些案子的罪名都是“三反”、“反对文化大革命”等等。事实上，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反对者。这种平反于是便含有了双重的含义：一是纠正当时的审判原则，二是纠正当时的假造的事实。后一问题则跟道德水准明显有关。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的口号，他怎么可能捏造事实、制造假案呢？“文革”有一个重要的口号叫做“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大量的假案，说明了“文革”对人们灵魂和道德的腐蚀与破坏有多么严重。 除了那些根本不进行自我反思的人，或根本缺乏这种能力的人，一般人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这种矛盾时，会感到苦恼。如果这种苦恼能延续保持下去，可能产生试图认识及改变这种情况的冲动。但是，改变是困难的，尤其当看到周围的人们可能采取另一种态度时，又加上了一层因自己与众不同而产生的恐惧心理需要克服。但是，这种苦恼长期留存将引起精神的焦灼和紧张，于是，它就可能被导向另一方向，用一种圆通的办法来消弥这种紧张。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可以在这里这样做，到那里那样做。把人格中在逻辑上非一致的、矛盾的东西索性分割开来，也就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紧张。但这种“人格分裂”，也不是一种完全的“分裂”，只是容忍自己行为的不一致性，放弃保持自己道德原则中逻辑性一致的努力，把一种行为的分裂统一于更低一层的私利之上，以保持或获得一些安全或物质利益。一些最“聪明”的人通过这种分裂得到了好处。他们高喊“破私立公”，“斗私批修”，“扎根农村”，当然，还要辅以别的一些办法。于是，他们得到了职位提升或进大学之类机会，得到了较好的物质生活。他们得到了一些东西，虽然他们并未给人民带来过什么实际利益。次“聪明”的人则小心翼翼地找寻或守卫着自己的某个关系，某个“后门”，某个能钻过去的空子，一边仍然说着好听的假话，空话、大话。如通常所说，他可能是“看透”了的，但他的这种“看破红尘”并不意味着真是“四大皆空”、无我无欲、超越现世了。“看透”往往只是一种了解世故而又抛弃了是非心或道德感的状况罢了。 一旦虚伪变成了心安理得的事，情况就加倍严重了。坏事情的存在，毕竟还不意味着大家认为它是好事情，如果一旦坏事情被当作还可以的事，就更少纠正的希望了。一个作家，可以把一些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写在纸上；一个干部，可以说上一通爱国爱民的道理，然后又用公款吃喝玩乐……。这类对自己行为中的矛盾无所谓的态度，使得生活好象成了做戏，真假难分。挥拳头，喊口号，跺脚，慷慨激昂，都不过成了可以担任的几个角色的一个。这种做戏感松弛了人们内心的紧张不安，消除了产生因文明压力而形成的精神病的危险，但是，这种分裂也使我们损失了那种认认真真正视人生的勇气和把握人生的力量。做戏做得多了，自己实实在在在的思想也的不到了，各种行动都变得软弱了。这是对一个民族生存活力的销蚀，虽然表面上并不使人感到痛苦。 也许，以上话语，全属多余。控诉历史，还不失为一种心理的宣泄；剖析事实，反省自身，不会令人愉快。最初看到一些反映“文革”的作品，主人公不是觉悟的英雄，就是陷于绝境的受难者，曾经感到毫异觉得和自己的经验不符，更不要说这些描写中往往存在不少人为编造也填补不好的漏洞。然而渐渐也悟出了编者用心良苦。这两种人都不存在的道德选择的问题。前一种是因为已经作出了选择；后一种人，身陷绝境，毫无办法，为了证明他的毫无办法，还得添加一些偶然因素，这样，他毫无选择的余地，也就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道德问题对他来说不复存在。这种“英雄+造反派+受难者=文革”的模式，虽然简约太甚，却也使人心安。对一段亲身经历的历史的认识，要从感性的真实走向理性的真实，首先就得克服一种内心的障碍－－心灵由于惧怕正视事实可能带来的痛苦而产生拒斥。我们面临的问题，可能并不是仅仅是缺乏认识能力，而且还可能是我们不愿意对自己作出理性的、批评的判断。然而，既然我们已经经历了“文革”的苦难，也就不该惧怕正视历史。难道我们只配在高压下顺从，却不能在太平的年代主动承担相形之下多么微小的反省的痛苦？ 把“文革”和“文化”相联系，强调“文革”的文化原因，并不是要把“文革”的责任推向一种虚无飘渺的根源。首先，不能把“文化”当作一个空洞玄妙的概念使用；其次，“文化”的内涵并不止于一些形容词所描述的特征；再者，“文化”也并不只体现于古代的经典著作中。文化活生生地渗透于历史过程中。文化的研究不能离开历史生活的研究。对“文革”文化因素的分析和思考，是我认为那种认为“文革”是和“五四”相似的对传统文化的“断裂”的说法，是轻率的。但我也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切实的讨论，将有助于把时下正热的文化讨论推向深入。

早慧者的声音－－－文革中的＂文革＂之思 2007-05-07 20:43:08| 分类： 文革风云 早慧者的声音——“文革”中的“文革”之思 “文革”是一个人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王容芬上毛泽东书。 尊敬的毛泽东主席： 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 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 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我郑重声明：从即日起退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致 礼！ 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 德语专业一年级一班学生 王容芬 1966年 9月 24日 摘自《位卑未敢忘忧国一“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警惕林彪与江青的野心 —姜明亮等上中共中央、毛泽东书 随着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断深入，许多问题使我们越来越想不通，作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林彪的许多错误思想和理论越来越发展，许多荒唐的错误行动蔓延全国，令人痛心疾首，长此下去，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前途，我们忧心如焚，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我们不得不直言： 一、林彪关于“老三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灵魂，核心的核心。”这一论断是荒谬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认为马列主义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林彪这样提并在实践中把它推向极端，恰恰是扼杀了马列主义的核心和灵魂，把全国轰轰烈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引向歧途。老三篇所列举的事例，是历代统治阶级都可以接受的，过分的宣传会导致奴隶主义。林彪的做法和孔孟之道如出一辙，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际上林彪是在搞“愚民哲学”。因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才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和社会历史的锐利的思想武器，这和敬爱的周总理大力倡导的“两论起家”形成何等鲜明的对照。 以下将要列举的林彪一系列形而上学、大搞愚忠的作法和说法，都散发着“愚民哲学”的味道，哪有丝毫共产党人的气库。 二、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但在实践中是错误的，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绝对化、神化了。难道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几十年来说的都是真理？为什么毛主席只主张出选集而不主张出全集呢？既然句句是真理为什么不可以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凡真理都是相对的，随着时间、历史、社会环境的变迁或科学上的重大发现，真理大致上会出现二种变化：一是在新的条件下将被新的真理取代或包含，从而向前发展了。二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认为一个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只有在封建社会皇帝被神化后，才出现所谓金口玉言之说，但这早已被马克思主义否定了。至于一句顶一万句，在现时都有铁的事实证明林彪说错了。在“十六条”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强调指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全国人民都认为是真理，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全国数亿人，人人学习，最近红旗杂志连发了三期社论，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全国成千上万只喇叭何止广播了几亿句，为什么在当权派的武斗愈演愈烈之后，现在又发生了各派组织之间大搞武斗，甚至动用了机枪、大炮，西安都动了坦克，也是愈演愈烈，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严重损失，为什么毛主席在此就不顶用了呢？数亿句也不顶用了呢？屁用不顶，现在是各取所需！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陈伯达走一路，一路发生武斗，这在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操纵下的文革能出现如此怪事，究竟是谁反对毛泽东思想，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三、林彪提出“政治可以冲击其它”，岂止是可以冲击其它呢？实际上是冲击一切。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突出政治走向了极端，真理和谬误往往只差一步之遥，真理被推向极端就适得其反，走向反面。现在全国工人不做工，干部不工作，学生不学习（至少在西安是如此），幸亏农民不拿工资，否则，全国人民将喝西北风。难道这不是严峻的现实吗？真可谓国将不国，民将不民，长此下去，国家前途堪忧。 四、林彪说“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试问：不理解的怎么去执行？不理解的在实际中如何能执行好？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想一想它是否有道理。可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盲从，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盲目的表面上的毫无疑义的去执行上级的指示，实际上是消极怠工最好的办法。可见林彪是公然提倡盲从，走向极端就是大搞奴隶主义，难道这不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吗？可以想象得到，到一定的时候，有人会利用人们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利用人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假借最高指示而以售其奸。杨成武事件的出现，难道不值得我们吸取教训吗？ 五、林彪关于“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高得多，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论断是错误的，不但在理论上不通，在对外宣传上更是不利。我们认为：马恩列斯和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分别建立了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但是，后人成果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完成的，没有马恩列斯，也不会有毛泽东，他们同样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不能说谁比谁高得多。 “顶峰”论更是理论上的错误，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真理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更是不断发展的，是不可穷尽的，绝对化就否定了真理，也否定了毛泽东思想本身。这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做法，在国际上效果很差，对我们不利。因为在当代国际共运中，马克思和列宁的威望仍然是最高的，林彪这样说，这样做，明是抬高别人，实质是抬高自己。 六、现在，轰轰烈烈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已被引向歧途，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已经被庸俗化了。“天天读雷打不动”实际上是形式主义，“早请示晚汇报”实际上是逼着人们说假话，甚至解放军站岗都只拿“红宝书”而不拿枪了，如果；真的遇到了阶级敌人破坏，用什么去抵抗，不用说当“原子弹”用了，连当切菜刀用都不行，何以对付敌人，多么可笑，多么愚蠢的事啊（至少在西安是如此）。 七、提倡愚忠，大搞封建迷信，现在到处出现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忠字舞，大像章，都是从部队开始，传遍全国，连封建王朝也不曾有过的事竟然发生了，特别是不论干什么都要三呼万岁，再三呼万寿无疆，这在封建王朝只有大臣上朝拜见皇帝才有的最高仪式，而现在在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则人人皆搞，事事皆搞。远远超过了封建社会，令人震惊。我们在大街上经常看到解放军战士胸前挂个或缝上个大“忠”字。只差背后有个“勇”字了，否则，和清朝的小卒有何本质上的不同。更有甚者，毛主席的书叫宝书，像叫宝像，明明是“买”，却偏偏说“请”，联系到封建社会人们去庙上请愿的事，真叫人啼笑皆非，既是唯是唯心主义的，又散发着封建迷信的味儿，这难道都是共产党人所能提倡的吗？还有，现在风行全国的在12月26日吃寿桃，搞祝寿，不是公然违背了延安整风的决议吗？ 八、现在到处都在搞万岁宫，大塑像，大像章，用掉了多少亿的财富和原料，难怪群众中流传着还我飞机，还我工厂的呼声，这从根本上是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主张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宗旨的，拿这些财富多建设一些工厂、学校那该有多好啊！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本意。更有甚者，在广大农村，农民每天劳动所得可怜只有几角钱，却村村有宝堂，家家有宝书台，人人有宝书，而不问是否有文化，使农民每天一角钱的油盐酱醋都成了问题，这样做的效果实在堪虑！综上所述，纵观中国历史，风侈、政繁、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有虚无实，内部纷争蜂起，难道不是国家将要衰亡的象征吗？ 九、林彪最近提出了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三条标准为“高举不高举，干劲大不大，看大节，偷鸡摸狗是小节”。直接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五条”唱反调，实际上是强调对他林彪紧跟不紧跟，所谓大节论，实在是为了结党营私的需要，看看邱会作的例子不就不言自明了吗？ 十、贺龙同志在创建红色根据地时就对党忠心耿耿，在艰难困苦中，蒋介石出高位、重金而不被收买，何等高尚的革命气节，可贺龙元帅从延安起就转向搞体育，建国后不抓军权了，成为周总理的得力助手，是他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推荐了徐寅生的讲话，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推广了唯物辩证法，何以忽然成为“不看书、不读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军阀、大党阀、大野心家”了呢？不主持军委工作，仅靠少数体育运动员何以搞“兵变”，联系到最近西安钟楼的“反革命事件”，竟把全国人民人人皆知的敬爱的朱德总司令也说成是大军阀、大野心家，那么多元老、元帅忽然都成了大军阀、大野心家，此理不通！林彪等人究竟在干什？！相反邱会作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难道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吗！还有，我们在对领导人的评价上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还不如联共（布）党史，（如对普列汉诺夫的评价），比如对刘少奇的评价，似乎从娘胎一出来就是封建脑瓜，自参加革命以来没做一件好事光干出卖的事，投降的事和坏事，却为什么能当上国家主席？能说得通吗？那么多的叛徒出现，岂不是否定了延安整风吗？ 十一、现在到处都在喊“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和万寿无疆本质上有什么两样，用封建的正统观点来看，可以说是欺君罔上，这意味着什么？ 十二、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杨成武事件中指出了“大树特树”的实质是“名曰树别人，实则树自己”，真是一语切中要害，但是叶群在军委一次讲话中却一口气讲了林副统帅一贯注意四个大树特树，道破了天机！叶群是林彪夫人；又是林办主任，讲的肯定是真话，叶群总不致于去陷害林彪吧，那么林彪的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了？ 十三、林彪在5．18讲话中一口气讲了古今中外的几十个政变经，我们怀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十四、我们认为林彪委托江青搞部队文艺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他们正式勾结、相互利用的开始。这次会使江青走上了政治舞台，而林彪则利用江青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夫人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去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十五、江青、张春桥等在上海大搞群众专政，并发表群众专政好的社论，进而砸烂公检．法，对全国影响很大，我们认为这是在搞无政府主义，在群众专政口号下，可以随心所欲整人，无法无天。 十六、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时，肯定和提倡“文攻武卫”，一时间全国的武斗风盛行，且都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去打人，在全国，动用枪炮子弹的残酷武斗，无形中被合法化了，难道这一切江青不知道？作为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全国耳目众多，肯定知道（参见江青接见新华社代表时的讲话）。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是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统一论者。她的话使武斗合法化，造成了全国性的大武斗，大破坏，又不及时制止，任其发展，不是挑动武斗的祸首又是什么？ 现在林彪和江青打得火热，在传达杨成武事件的中央领导人讲话中，林彪对江青的“作用”大加无原则、无内容的吹捧，大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甚至连敬爱的周总理都要喊（周总理根本不需要向江青学习），这肯定是违心的，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只能说明他们大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这一切不能不令我们怀疑，林彪才是党内的“定时炸弹”，且他们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有野心。而林彪所要搞的只能是封建王朝。毛主席啊毛主席，只要您老人家允许我们当面陈诉，即使我们错了，死而无怨！ 　　　西北工业大学姜明亮等 一九六八年四月 摘自《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民思想 萧瑞怡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指引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进行反帝反修的光辉灯塔。以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使中国人民再不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此大恩、大德，人民是永远服膺不忘的。主席爱人民，人民爱主席，人民将《东方红》的歌献给主席，足见人民敬爱主席之至了。 然而，目前把对主席的热爱却搞成了一种个人崇拜的仪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个人崇拜之风。由此造就了种种罪恶，现列举于下： 1、有些人大肆吹捧主席阿泱奉承，把主席地下的东西吹到地上，地上的东西吹到天上。一切功劳都归于主席，凡是反对过主席的都挤倒于泥坑中，凡是吹捧主席的都抬起来，因而造成了个人独裁，两口子独裁，小集团独裁。主席以前是谦虚的，人家引用主席的语录都要划掉，现在到处是语录，却没有人讲主席以前是反对人们向您祝寿的，可是现在天天做五件事，天天搞崇拜仪式，这种天天祝寿却没有制止。这不就说明谦虚到天上去了吗！其实，主席越谦虚，人民就越尊敬，越崇拜，而’－’过度的搞法，人们倒会产生反感。打个比方，我在饥困的时候，”一你救济了我几升米，我自然是非常感激你的，但你又要到处宣。 －。、，。。，。Ma人民。＆恣·349·扬，说你是怎样大仁大义救了我的命，并且要我天天向你跪拜，报以恩德，我同样也是要产生反感的。现在全国人民，除了主席一个人外，谁没有戴主席的像章或语录牌，连中央一些经常与主席共事的领导，也戴了像章或语录牌，可主席都没有制止，我｛fi实在不好理解。 2．个人崇拜浪费了人力、物力。现在，全国各地，从上到下，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语录版。书店甚至商店都陈列着过剩的主席著作和语录本。一块语录版花的油漆并不少，红底板上加绿漆，到处都写着几条一样的语录。主席像章一批胜过一批，到处生产，好的人们将它作装饰品，差的丢了不要。主席画像也是各式各样的，我在一个不大的饭店就看到了七十多个主席；像，世界变成’了主席像的世界，语录的世界，世界也成了主席个人的。难道制作这些东西出来，不花很大的人力和物力吗？这’种过度的做法是很不好的，出版著作要有份量，书出版少一些，反而使书价值高些，像章少一些，反而显贵些。文化革命初期，我们都风行抄语录，那时，要得到一本主席语录是非常狂喜的。而现在呢？有的同学讲，家里的语录，自己也有语录，人家又送他几本语录，现在五分钱一本都没有人要了。可见，不按群 众的需求过多地出版著作、语录，就反而使群众将它们看得平庸了，学语录也不认真了。事情总是这样，一走到极端就走向了反面。 3．个人崇拜活动破坏了外交关系。我们认为，为了进行反帝反修斗争，少了几个观点不同的国家，并不要紧，这也是必然的事。但有些亲近我们国家的外交朋友也要学主席语录，他们看到个人崇拜活动还搞到他们头上来了，也是要产生反感的。他们偏偏不信你那一套，我们不应当要人家跟着搞崇拜。要是国家真的强盛了，各方面都超美帝苏修，a除么一些中国派的国。家自然会崇服我们，’倒向我们这一边，想自，已扯着自己的头发上天是不行的。 4．办学习班浪费了时间。自主席提出了“办学习班是个好 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的指示后，全国上下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到处都在举办学习班，而且一期接着一期，一期办起来就是半月、十天、或一个星期。学习过来学习过去，与其说在那里学习，倒不如说在那里玩、混日子。特别是公社社员，不管生产忙不忙，一都规定要抽三天时间专门学习，并规定每户都要买．一套四卷，有些农民一字不识！，把它当作抽烟纸扯掉。所以办学习班虽然可以，但一定要不搞形式，要真正解决问题，要缩短时间，并尽量少办。 5．个人崇拜活动造成了人的虚伪性。个人崇拜活动是今天生活中的潮流，你要生活下去，就要随其流，你要想往上爬，就得扬其波。有些人借着这个政治潮流，做些假好人好事，写上几万字的心得，然后汇报，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这里讲那里讲，把稻草说成金条，都是那几件好人好事，是卖狗皮膏药，我们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做点．好人好事是应该的，但以这一些好人好事到处炫耀自己，就看出了他内心世界的虚伪性，不过是为了欺世盗名。 6，减低了教学质量。现在的学生在学校里不是读书，天天”是学语录，翻来复去是那几条，口动心不动，好象念经一样，从。早到晚，五件事做个不停，甚至课间、早操也成了语录操，用语录字来代替一、二、三、四，与其说是学堂，倒不如说是教。堂。学生要读其他书，就说是只攻业务，不问政治，学生可以骂老师，斗老师，阅卷考试制度也废除了。 我想，学校毕竟是学校，学生是来学知识的，只学语录，岂“能掌握前人的知识，‘、又岂能发现未来的科学了这不是像搞愚民政策吗？有的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只念念几条语录，算术一点不懂是很反感，又是很痛心，学生打老师，骂老师，老师怎么愿意又怎么敢传授知识？老师在学生面前没有绝对的威信，岂能管任（教）学生？一般地说，中、小学生大多数都没有学习的自觉性，搞阅卷考试可以督促学生学习，并要通过奖励先进带动落后的，如果学校再继续长此下去，教学质量将不像样子。 7．个人崇拜活动束缚任指了人的思想。当今的中国被个人崇拜空气笼罩着，谁也不敢作声。人们的思想被束缚在牢笼中，说错了一句话，做错了一件事，就说是反毛泽东思想，就要遭到批评和斗争。文艺作品、戏剧、报刊杂志都是个人崇拜的东西，·没有哪一个敢自由发表一点见解、一篇作品。《欧阳海之歌》是思想、艺术水平较高的一本小说，以前出版的此书后面激缕缕党gH篇‘ 一个观点，一个框框，人民的思想被＿铜得铁紧，这就是蒙器二等警”“”“””””””’”“““－“”‘’顶峰”，什么“最高最活”，什么“中国几千年、世紧Sib；J；l．Wm北Th双器 今日如此吹捧者，也必有其谋，主席不可不自警，也不可不警人。这些话要是其他国家听到了，他们会怎样，会不会承认。主席在《实践论》一文中不是这样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马列主 义是如此，毛泽东思想也应该是如此。社会的发展犹如滚滚的长江大河也是向前发展的，自然科学不是愈到后来内容愈丰富、愈科学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将会由后人的社会实践增进更丰富、更科学的内容，任何人不会是真理的化身，任何思想也不会是真理的终点。个人崇拜活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束缚人们思想的‘任格，都会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是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反动力量。要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椎动社会向前发展，个人崇拜就一定要废止，决不能让它再存在下去。而要废除这种活动，任何人都没有这个胆量，只有主席亲自出面废除才是唯一办法。 此系湖南新化的一个中学生萧瑞怡“文革”期间（1968年5月～6月）上毛泽东书的一部分。摘自《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消除人为的阶级斗争 萧瑞怡 现在对待地富分子，不管他改造得好不好，抓来就斗，拳打脚踢，戴高帽子游街、我们认为，有些地富分子的反抗正是由于我们这样长期严酷的专政而压出来的。这样搞，他们谁不盼望蒋介石来。既然土改是没有消灭他们的肉体，将他们留下 来，其目的是为了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成为新人，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劳动力的一部分。我们相信，大部分地富分子是可以教育改造好的。不要说仁政没有一点好处：人要的不过是一点。生活和自由，只要勉强有了这两点，也就无事了。今天的人，大概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在旧社会生活了一段时间，今天的贫下中农是几千年私有制社会被剥削的最后一批，而地富分子也是几千年私有制社会剥削者的最后一批，只因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才割断了几干年剥削制度的历史。土改时，镇压那些罪恶累累，十恶不赦的地、富、反革命分子是完全必要的，而留下的地富分子是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人。我们对这些人无疑应当仇恨，但我们要把仇恨主要追究到几千年剥削制度的罪根上，是私有制社会那种为富不仁，剥削有理的思想毒害了他们。他们终究还是人，是有血性可以感化的动物，只要他们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恶，是愿意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和改造的。我们之所以要搞阶级斗争，为的不过是最终要消灭阶级斗争。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应当只强调矛盾的对立一面，而应当相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可以创造条件，消灭阶级达到统一的。对他们来说，所谓创造条件，就是以教育、团结为政策， 除个别剥削阶级思想根深蒂固的花岗岩头脑的人要继续专政外，其他的就要放松对他们专政，使他们的良心改悔，脱胎换骨，成为新人。 其次，我们对待地、富子弟的政策，应当着重看他们的表现，我们不应当歧视他们，而应当一视同仁对待。现在随便做什么事总要将成份放在前面考虑，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相反，有些出身好的青年就背上了自来红的包袱。现在学校各班排座位也要把出身不好的学生排到教室的两边或后面，以至使他们感到耻辱。我们不要这样只论成份，不要造成他们对社会不满，不要制造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矛盾，地富子弟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的力量并吓少，把他们争取过来只会对我们的事业有益。其实，青年人的思想主要是由社会决定的，青年学生又直接受书本知识的影响，家庭影响与这些比较起来是次要的。社会好，不但出身好的拥护，出身不好的也拥护，社会坏，不但出身不好的反对，出身好的也反对。所以我们应当一样信任他们，允许他们升学、工作，允许他们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也允许他们参军作战。即使有个别地富子弟利用我们政策钻进内部进行破坏，我们也不要怕，我们要大胆些。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也打垮了。况且这几个人呢？ 以上是就地富分子及其子弟的政策而谈。现在更为严重的，是派性斗争极为严重，武斗遍及全国各地，人们处于恐怖状态。什么观点不观点，都是争权夺利的观点。这也是走资派，那也是走资派，这也是牛鬼蛇神，那也是牛鬼蛇神，这也是走资本主义，那也是走资本主义。试问：世界上还有几个良民？国家这样混乱不堪，又谈何建设？主席讲：国家的团结，全国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亚取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国家安全团结是第一等重要的。 以上意见，我不是说不承认阶级斗争，也不是说阶级斗争应当要熄灭论，我是说不要搞人为的阶级斗争。至于人为的阶级斗争是应当要熄灭的。比如烧火做饭，泡水，这种火是生活必要的。但是如果满山遍野地放火就会造成灾难。同样，阶级斗争也是如此，是真正的阶级斗争比如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放把火烧一烧是必要的。但是阶级斗争之火乱点，也势必造成社会的灾难。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已属国有，这是大仁、大义的制度。自然比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少得多，”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不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严重。现在我们天天讲阶级，日日讲斗争，其实都是人为地在那里制造矛盾，制造斗争。难道这种所谓阶级斗争不应当消除吗？ 此系湖南新化的一个中学生萧瑞怡在“文革”期间上毛泽东书的一部分（1968年5月～6月）。摘自《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封建主义的“派”性中央 刘振武 “派”性中央的哪些东西，必须立即展开大批判呢？ “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打倒你的，就是革命。”这是一条张国烹式的分裂党、分裂人民的叛党的派别路线。这是“派”性中央，从根本上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原理而提出来的；是根据他们分裂八届中央，实行篡党、篡国、篡军，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条派别路线，已经完全毒化了我国的政治气氛。现在全国各地两派所执行的，都是这样一条派别路线。你要吃掉我，我也要吃掉你，互相进攻，各不退让。如果，不彻底地批判这条派别路线，就不可能彻底刷清“派“性中央，所强加给“保守”派身上的种种政治侮辱，及其在群众中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就不可能有效地帮助受蒙蔽的“造反”派，提高觉悟，起义归队。总之，一句话，绝对不可能正确地解决两派的争端问题。而军队战军队，干部战干部，群众战群众，这是七亿中国人民看不到尽头的苦难啊！ “政治第一”论，实质上就是“个人第一”、“个人高于一切”、“个人决定一切”的、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理论。它是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这一最根本的哲学原理的。是从根本上反对无产阶级的 “党高于一切”、“党委领导一切”的革命原理的。如果，不开展对“政治第一”论的批判，就不可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光焰无际的伟大红旗，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可能完全变质，伟大的祖国前途，就有可能向封建社会倒退。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是封建王朝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翻版，是“派”性中央为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一套愚民愚兵的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蒙蔽过去了。很多军事领导干部被撤职，很多战士流血牺牲，至今都还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这套愚民哲学，已经把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的心窍堵死了，至今都还没有人知道祖国分裂时战的根源。如果，不对这套封建主义的愚民哲学，开展大批判，就不可能有七亿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大解放、大觉悟、大进步、大提高；就不可能把七亿中国人民的智慧挖掘出来，并把它引导到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派”性中央，复辟封建主义的企图，就可能得逞；伟大的祖国，就没有社会主义前途。 “做个人好战士”、“三忠于个人”，是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军、役民的奴化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派”性中央，实现其窃国阴谋，复辟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如果我们不敢毅然、决然地开展对所有封建主义的一切的大批判，就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就不可能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伟大的七亿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重新置于“封建皇君”的统治之下，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所换来的革命成果，就有彻底失掉的危险。 “四个伟大”、“万寿无疆”，是封建王朝的“好臣宰相”的“愚君害主，弄权祸国”的黑手理论。在无产阶级内部端出这样的理论的人，无非是把无产阶级的领袖，蒙蔽过去，腐蚀过去，以便于自己偷偷地披着“永远健康”的龙袍，登上“万寿无疆”的宝殿上去，全面地复辟封建主义。如果，我们不敢对所有这一切封建主义的陈腔，开展批评，就不可能最充分地发扬我国七亿人民的国家主人翁的革命精神，勤劳勇敢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是“派”性中央的愚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派”性中央篡党、篡国、篡军的重要的阴谋手段。因此，也必须开展坚决的批判。如果我们不敢开展对复辟封建主义的愚民性的一本书、一出戏、一首歌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批判，就不可能有百花齐放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就不可能满足七亿人民的广泛的文化生活的精神要求。 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是我们对。派”性中央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以及一切复辟封建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开展大揭发、大批判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放松了对“派”性中央的完全错误的一切的批判，而再争下去，再打下去，再战下去，那末，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就要完蛋了。而这，仅仅只能使美国帝国主义者高兴。亲爱的同志们，清醒过来吧！ 此系广西博白县文地中学校长刘振武同志在“文革”期间 （ 1968年 7月）的两封上书的一部分。摘自《位卑未敢忘忧国 ——“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标题为编者所加。 以革命之名行复辟 封建主义之实 （ 、刘振武 受“派”性中央的直接支持，帮助从党的八届中央分裂出 来了一个“派”性中央，实行封建主义的“君主治国”的制度，推翻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并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帮助了“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高于一切”的最根本的党性原则；帮助“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领导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委领导一切”的根本制度；帮助“派”性中央，以资产阶级的“个人决定一切”的武器，推翻了无产阶级的“个人服从组织”和“少数服从多数”的钢铁纪律；帮助“派”性中央，推行国民党的“以我代党，一个领袖”的那一套，一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委集体领导制和集体领袖制；运用“派”性中央散发下来的“砸烂公检法”的武器，冲击和削弱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公安司法部 门；帮助“派”性中央，在“做个人好战士”的幌子下，以资产阶级的“枪指挥党”的制度，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党指挥枪”的制度，并且取代了各级党委的权力和地位。总之，帮助“派”性中央，以革命之名，行复辟封建主义之实，所有这一切，怎么能算不错呢？不仅是错，而且就其性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内部这样做，只能被认为是复辟封建主义的政变暴乱。但是，这种暴乱，是“派”性中央挟持领袖，公开发动的。因而，直至今天，都还没有人认真研究其性质，还有更多的人，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 “造反”派的错误，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错误，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错误根源也只有一个。这就都是受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封建主义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毒害而引起的；都是受了“做个人好战士”和“三忠于个人？的封建主义的役党、役国、役兵、役民的奴化政策的欺骗而造成的。因此，他们是受蒙蔽的。受蒙蔽是无罪的。 所有受蒙蔽的人，大多数都是我们无产阶级队伍的人，他们都是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他们当中的年轻人还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我们对待受了蒙蔽的人，绝对不能采取镇压的措施和仇恨的态度。因为，当他们发现自己受了蒙蔽、上了大当的时候，他们是会痛苦的。在我们的百般热情的鼓舞和帮助之下，相信他们是会觉悟过来的。因此，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反面来帮助“派”性中央，加强其在群众中的阵地，认真珍重无产阶级队伍的重新团结的话，采取正确的政治措施，欢迎受了蒙蔽的同志，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是完全必要的。 受了蒙蔽的同志，当他们发现自己头上的“党中央”，只不过是从八届中央的正确多数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派”的时候，大批党的、国家的、军队的优秀领导干部被撤职、被推翻；大批解放军指战员倒在内战战场的血泊里；青年学生应该分配工质来说，是十分严重 — —作的，分配不出去，应该升学的，无学可升；国家破坏，内战不息，人民困难等等严重的事实面前，相信他们会发现受损失的，恰恰正是他们自己。受损失的正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人民群众和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铁案如山的事实面前，相信他们是会把受损失的总的根源检查出来的。因而，他们就有可能会很快出现一个政治思想上的大觉悟、大进步、大提高的飞跃过程。如果我们不预见到这一点，就不是有远见的革命者。 此系广西博白县文地中学校长刘振武同志在“文革”期间（ 1968年 7月）的两封上书的一部分。摘自《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标题为编者所加。